杨帆：危机对中国影响或持续数年 也是发展机遇

　　杨　帆：要敢于挑战西方经济理论

　　思想与路线的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而理论的假设是否合乎实际，又是战略与政策的基础。目前出现的美国金融危机，是美国国家信用的危机，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破产。系统性的危机发生以后，理论的假设前提就变了。

　　我们说危机是有希望被克服的，在关键时刻，各国政府没有遵循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那一套，而是开始联手挽救经济，不像80年前那样，大家迷信“看不见的手”。正因为如此，世界经济才有了一半希望。另一半希望，就是没有完全卷入“全球化”的中国，有庞大的内部需求尚待启动。在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面前，完全有可能先稳定后发展，并带动全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发展。

　　破除“市场原教旨主义”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就是市场经济均衡论。在美国政府呼吁国会通过救市方案的时候，美国有120个经济学家联名写信反对。他们在捍卫教科书上的自由经济理念。他们自己迷信市场，也教学生迷信市场，经济如果出了问题，肯定不是市场造成的，而是市场经济还不够发达，还不彻底。

　　为什么我们必须相信市场？是因为市场机制可以自动使经济达到均衡。市场机制是什么？是价格机制。价格由供求关系所决定，又可以自动调整供求关系。国际收支决定汇率，汇率又调节国际收支。资金供求决定利率，利率又调节资金供求关系。市场自身的缺点是存在的，如信息不对称，外部性和垄断，需要政府来补充，但是，市场机制在本质上是均衡的，物价高了，自然会跌回来；低了，自然会涨回来；政府不能干预。

　　有两个犹太人反对均衡论，一个是大左派马克思，他说资本主义会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一个是大右派索罗斯，他说垄断和预期会改变供求关系本身，从而使市场丧失均衡，特别在金融市场上是如此。他说，均衡市场虽然到处存在，但对于投资者没有意义，因为只能够得到平均利润率。只有非均衡市场才有获得超额利润的机会。他也预言了中国的崛起：在某些历史时期，某些国家会出现非均衡的崛起。

　　我们看到期货，股票，房地产，涨起来也没有边，跌起来也没有头。实际上，大多数国家，企业和个人，也都不是均衡发展的。否则暴富群体从何而来？两极分化从何而来？文明兴衰又从何而来？

　　市场经济均衡论的直接目的是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在一般情况下的确如此，但是在市场失灵的时候，特别是发生系统性危机的时候，国家必须干预，各国必须联手干预。美国决策者向别人推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休克疗法”，是为了本国资本收购他国廉价资产；一旦自己国家金融崩溃，他们绝不紧缩，而是大力度扩张。1998年亚洲经济危机，中国干预了，保持了稳定。但是我们自己不敢总结自己的经验。为什么？因为我们打破了香港100多年以来的“积极不干预”，变成了积极干预。敢做不敢说，说明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话语霸权的猖狂。还是索罗斯比较坦率，他说我为什么败在中国手里？没想到中国政府“不守规矩”。要知道，有些规矩和理念是不能遵守的。

　　比较利益是动态的，可用国家力量来帮助提升

　　前几年我和某些经济学家辩论“以裤子换飞机”的问题，他们一直主张中国发挥劳动力优势，用劳动密集型产品换取发达国家高科技产品。在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过度发展中，也可以看到新自由经济学理论的影子。依赖发达国家市场，低成本盲目扩张。一旦世界经济衰退，必定遭受重创。这是多年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鼓吹比较利益理论的恶果。

　　比较利益的确存在，这是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基础，但不能把它静态化。比较利益或者说“发挥优势”，主要是指自然资源而言。中国和中东做贸易，只能是出口劳动密集产品而进口石油。为什么？因为中国没有石油。用裤子换石油是合理的，在一定时期用裤子换飞机也是合理的。但是，长期甚至永远用裤子换飞机就是不合理的。因为，飞机与石油不同，是人造的。凡是人造的东西，都可以通过加速教育，扩大投资和强化科研解决，作为产业在一定时期需要国家保护。这就是说，比较利益是动态的，是可以升级的，升级所依靠的不仅是市场机制，也包括国家和社会力量。

　　在动态比较利益理论指导下，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应两条腿走路，一方面以裤子换飞机，一方面用卖裤子赚的钱造飞机。以国家力量为主导发展战略产业是必要的。不可用静态比较利益为指导思想来制定长远发展战略。这样，我们庞大的储蓄和外汇储备将无从使用，劳动密集型产业过度发展，只能廉价出口，过剩的资金成为投机资本或者外流。国家应采取系列政策加速技术进步，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大战略。

　　金融创新不能盲目发展

　　美国主流经济学家提出“金融创新论”，整整左右世界经济30年。他们提出，金融应超前于经济发展，各国应实行货币自由兑换，利率市场化，实现全球范围内的资本自由流动。金融衍生工具极端膨胀，使全世界变成了一个大赌场。

　　问题在于，金融创新的制高点是掌握在美英国际投机资本手里的。他们有资本有经验，可以把发展中国家玩弄于股掌之中。所谓“规律论”与“阴谋论”之争，是对立统一。有没有阴谋不是法律概念，而是一种假设。金融创新是规律，也有陷阱。在国际投机资本空前强大，到处制造危机和崩溃的背景下，我们宁可假设有阴谋，以提高警惕，注意金融安全。看看那些“国际投资银行”是怎样在中国兴风作浪，看看他们的报告和代言人是如何影响决策，操纵舆论，就可知问题的严重性了。我国股市两次大规模崩盘，都是在创业板推出的前夕。创业板不能推出，就延缓民间企业技术进步速度。在中国股市从2400点跌到1000点的时候，“国有企业衰亡论”甚嚣尘上，预期极差，与此同时，我们就大量贱卖国有资产。这样的里应外合，难道只是巧合吗？

　　我国巨大的外汇储备，竟然购买美国次级债，前一段又有人鼓吹去美国“抄底”，这万万不可行。所谓“牛市不言顶，熊市不言底”，我们不知道“底”在哪里，也不应该去购买美国资产。人民币升值的长期趋势仍旧存在，但目前阶段需要稳定。一定要严格控制投机资本自由流动。人民币不能宣布自由兑换，但是在强势预期下可以自动出境，可以通过香港局部开放人民币的自由兑换。

　　国家巨额外汇储备如何使用？应与国家长期发展战略相结合。可以考虑第一，回购外国在中国国内的重要资产；第二，鼓励企业购买外国先进技术设备与人才；第三，集中投向东南亚和澳洲购买资源；第四，建立国家石油、粮食储备等。

　　总之，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发生巨大危机，对中国有很大影响，可能要持续数年。但是也给中国提供了经济与社会转型的压力。许多转型比如启动内需，改善收入分配，整治国土，农村建设，发展战略产业，说了许多年，就是不能有效实行。因为没有外在压力，我们难以克服思维和既得利益集团惯性的干扰。现在不转型不行，这是克服经济危机的需要，也给中国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作者是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更多精彩 请点击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