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夏
“天津港下放两年来，经济效益显著提高。人还是这些人，地还是这块地，一改革，效益就上来了。无非是给了他们权，其中最重要的是用人权”。
翻开1984年5月30日的《天津日报》，一版头条刊登着《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天津港实行管理体制改革》的消息。“一石激起千层浪”，这条不足千字的消息一时间引起的轰动令天津港许多亲身参与改革的人至今不能忘怀，因为天津港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港口，要开始尝试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从1984年6月1日开始，天津港在我国沿海港口中率先实行“双重领导、地方为主”的行政管理体制和“以港养港、以收抵支”的财政政策，从由交通部管理下放到天津市管理。
至此，天津港拉开了全国港口经济体制改革试点的序幕。
压船严重时，相当于每天
白白向大海扔30万美金
当时的天津港年吞吐量只有1千多万吨，港口规模和年生产能力并不排在全国沿海港口前列，但为什么天津港首当其冲第一个进行港口体制改革呢？当时的天津港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呢？从当年的天津日报系列报道中可以看出：大批船舶到达天津港后不能按时装卸，港口压船空前严重；仓库货场，每天有几十万吨货物等待疏运；大沽口锚地，常常有百十条船舶亟待进港，最长等待长达两个月之久，有专家估计，支付外轮赔偿滞遣费相当于每天白白向大海里扔30万美元。虽说当时国内各港口都有压船现象，但天津港却是压船最严重的港口之一。
日前，在纪念天津新港重新开港56周年的纪念日里，记者见到了时任天津港港务局局长的祝庆缘，今年79岁的祝老，1984年初被任命为天津港务局局长。祝老对当时港口面临的窘境记忆犹新：“每逢压船压港严重时，国务院领导就派联合工作组到天津，要求天津市政府协调解决，但当时外贸、铁路、港口都隶属国家部委管理，天津市政府在协调不了的情况下，就临时调用部队帮助突击装卸，这种情况每年都要有两、三次。”1984年上半年天津市政府开始酝酿港口体制改革时，祝庆缘直言不讳：“如果港口改革只是简单的隶属关系转移，改不如不改，因为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天津港曾经有过两次不成功的下放经历，不能再来第三次。如果改革，必须改变机制，赋予天津港一定的自主权。”
从1984年5月30日，国务院批准了天津市关于天津港的改革方案。
天津港不仅下放到天津市管理，而且市政府将交通部给予天津市的管理权全部下放港口，政府不截留，天津港有了一定的自主权。每年3000万元以下基本建设项目、港口自收外汇可以使用、港口有自用设备的进口权、处级以下干部的管理和任免等，这些权力都交给了港务局。这让祝局长与领导班子成员既感到高兴又感到压力，钱怎么花，权怎么用，先解决什么问题，港口人考虑起从来没有考虑过的问题。
当时的港口急需解决的问题很多，但当务之急是缓解港口压船问题。有人提出增建泊位来解决，也有人主张利用港口有外汇和进口设备自主权，先购买先进设备武装港口，提高工作效率来解决压船问题。“考虑再三，我还是决定先购买进口设备。”祝庆缘对记者说：“现在买设备不算什么事，可当时却是破天荒了”，他对第一次运用自主权购买新设备印象深刻，当时许多人为这个主张捏一把汗。那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许多人怕被扣上“崇洋媚外”的帽子，但祝庆缘决定要尝试一下。新设备进来后一运转，装卸能力提高几十倍，工人们的劳动强度降低。不但收入随之提高，港口的装卸事故也比以往减少很多，严重的压船局面开始有所缓解。
后来，职工们都比喻这次改革叫做“先救命，后治病”，先解决压船这个要命问题，再对港口进行全面治病。
来津视察时，小平称天津港
“一改革效益就上来了”
压船稍稍缓解，祝庆缘又开始考虑全面治理港口的问题，他告诉记者：“港口有了自主权，我们也开始酝酿内部改革，因为权力不能留在局长手里。我们把权力也层层下放，把原来的作业区改为自主经营、独立核算的公司，有了相应的人权、财权。举个例子，改革开放前，天津港基本建设一分钱的决定权都没有，自有资金的权限是15万元。有了自主权后，我们给二级公司的自有资金权限分三步实现了200万元，这是以前根本不敢想的。”
与此同时，他们开始改善职工生活，购买了100多部大客车，解决职工上下班问题；每年从基建中拿出一定的比例解决职工住房困难；按国家规定留成比例从改革的第二年开始，每年给职工涨一次工资。祝局长说：“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调走的职工又要求调回来。过去2万人的港口调走一个职工要局长批准，为了稳定职工队伍，还往往不批准。改革开放后，进来一个职工需要局长批准。”变化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下放前，港口没有设备进口权，所有港口设备进口由交通部管理。往往交通部购进的设备在港口不适用，急需的设备又没有买。为了避免设备提折旧，天津港还为不能用的设备建了三个大仓库封存起来。有了设备进口权后，港口选择的设备都是港口适用的。在港口下放的头三年里，大批进口设备替代了老旧设备，原有设备的一半被淘汰。像天津港这样大批量采购国际先进设备的港口，当时在国内港口是第一家。
短短两年多时间，天津港严重压船局面得到有效改变，开始良性发展。从当年的《天津日报》刊登的消息中可以看出，1981年至1983年，年港口吞吐量平均为1269万吨，年平均利润为5377万元；1984年至1986年，年平均吞吐量为1778万吨，年平均利润达到了1.3亿元。
1986年8月，邓小平到天津视察时，天津市政府安排祝庆缘为小平汇报，当时从天津市区到塘沽还未建高速公路，路程需要近两个小时。祝庆缘从天津上车，在车上为邓小平汇报。祝庆缘说小平听得很仔细，听完汇报后高兴地说：“人还是这些人，地还是这块地，一改革，效益就上来了。无非是给了他们权，其中最重要的是用人权。”一席话，不仅充分肯定了天津港的工作成绩，而且深刻地揭示出改革开放是天津港发生巨变的根本原因，祝庆缘和他的领导班子更坚定了改革的决心。
在这之后，天津港又先后创造了沿海港口中的数个“第一”：天津港至蒙古人民共和国集装箱大陆桥运输开通；天津港与荷兰渣华集团合资共建的我国第一家商业保税仓库有限公司（CBW）正式开业；我国第一个中外合资码头企业——赛挪码头有限公司在天津成立,将5段码头改建成现代化方型货专业码头；应天津市政府聘请，日本神户市港湾局局长鸟居幸雄为天津港务局最高顾问；全国第一家港口股份制企业——天津港储运公司成立,“津港储运”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后“津港储运”股票改名为“天津港”；天津港口EDI经交通部验收正式开通,成为全国港航系统率先实现国际集装箱运输信息交换方式与国际接轨的港口；天津港务局客货运服务质量体系获得英国UKAS认证证书，成为我国沿海港口首家通过ISO9000国际国内双认证的港口企业。
天津港成功进入了资本市场，为我国的港口企业体制改革又进行了有益尝试。
光阴荏苒，天津港吞吐
能力已位列世界第六
天津港集团现任董事长于汝民曾在20年前到过世界著名港口鹿特丹港，第一次到海外的港口，鹿特丹港高大的装卸设备，先进的操作流程“如巨人一样”矗立在于汝民的面前，“港口居然可以做到这样”，那种震撼今天依然。于汝民后来又多次到鹿特丹港，感觉由“仰视”慢慢变成了“平起平坐”，那是因为天津港突飞猛进的发展给了他心理上巨大的支持。
光阴荏苒，在改革开放30年到来之际，天津港吞吐能力已经位列国内港口第四，世界港口第六，吞吐量用两个三年时间连续跨越了两个亿吨台阶，今年将有望突破3.5亿吨，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和基本建设投资双双超过百亿元，航道等级由10万吨级提升至25万吨级，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北方第一大港的地位。2007年年底，全国最大的保税港区——天津港东疆保税港区首期4平方公里实现封关运作。天津港再次在先行先试中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科学发展之路，向世人展示了“打造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建设世界一流大港”的决心与勇气。
自此，天津港实施了一系列重大的发展举措：向大海要陆地，加快了大型专业化泊位建设及新港区围海造陆速度；向航道要宽度和深度，以适应超大船舶的需求；在功能上要效益，北疆集装箱物流中心及南疆散货物流中心都在加快建设速度；向东疆要保税港区，提高港口的开发开放层次与水平；在实施主要经营性项目投融资上实行“多元化、国际化”战略，实现主要经营性资产进入上市公司，加强天津港的融资能力。
天津港在改革的路上一路飞奔，不断给我们震撼，相信今后依然。
本版摄影 陈国兴 王广荣
图为1984年5月30日《天津日报》报影
本
报
见
证
上世纪70年代天津港
今日天津港集装箱码头
鸟居幸雄与天津港
职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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