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政治腐败严重，财政危机严峻，全国各地的驿站系统也成了各级官吏损公肥私、中饱私囊之地。目睹此种情景，以清正廉洁名扬一时的给事中刘懋愤然上书崇祯帝，恳请裁撤所有驿站，以节余公孥、遏制腐败，崇祯欣然批准。
然而，伴随驿站的裁撤，出乎人们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撤销驿站的命令改变了一个叫李自成的普通驿卒的人生道路。出身农民的李自成早年当过兵，退伍后找门路在家乡附近的驿站谋了个当驿卒的差使。驿卒虽然地位卑微，但是有固定薪水，迎来送往还有些小油水可捞，因此，李自成这样的贫苦农民要谋到当驿卒的饭碗，肯定不是易事。但是，崇祯一道圣旨便砸了李自成的饭碗，生计无着的李自成被逼走上了造反的道路。
古今中外的改革，最大的阻力莫过一个“利”字，因为改革必然要改变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形成与一部分人争利的局面。以崇祯裁驿站为例，据刘懋计算，裁驿站每年可为大明朝节余近百万两白银。但是，在社会财富总量不变的情况下，李自成们要养家糊口，官吏们要吃拿挪用，崇祯则要用这些钱来缓解财政危机。无论采取什么样的配套措施，每年百万两白银的去向，都会在朝廷、官员与驿卒之间引发对立。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设法增加社会财富的总量，以平衡各方利益争端。但是，这唯一的解决办法显然是难以施行的。这就导致了一个任何时代的变革都无法回避的“增—争”模式的恶性循环效应：为增值社会财富而调整分配机制形成争利的局面，争利化作阻力，阻力化为风险。打破这一恶性循环最通用的办法，是按照那些明史研究者的倡导，设计、施行一些必要的配套措施，但这也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实际上，如果改革突破了因争利而形成的瓶颈，实现了增值社会财富总量的初衷，受益的必将是全体社会成员。商鞅变法曾经遭到过很多贵族的反对，因为一些变法措施损害了他们的切身利益。但是，在商鞅被杀害后，商鞅之法却被秦人完整的保留了下来。形成这种奇异历史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守旧贵族发现，虽然自己的利益在变革初期受到很大损害，但是随着新法的深入推行，他们获得了更多更大的利益，新法最终带给他们的，乃是利益的增值。由此推断，解决争与增的矛盾，还有一个“鸣”的办法，即通过极富说服力的舆论宣传，让人们明晰，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在暂时损失一些利益后获得更大的收益，再辅之以必要的配套措施，这样即使不能完全化解阻力，也可以取得安抚人心的效果。当然，最有效的解决办法是尽快增加社会财富总量，用最短的时间为利益受损者提供补偿和回报。但是，因急于求成而走入歧路，却是古今许多失败变革的通病。
一些历史事例证明，真正深入人心的舆论宣传，其效力是难以估量的。越战后，美国陆军普遍士气沮丧，并对现状表示不满。针对这种情况，杜普伊将军反复告诫那些垂头丧气的军官不要灰心，越战以及1973年中东战争的经验教训，可以帮助美军改变完成任务的方式，赢得下一场战争的胜利。杜普伊展示的美好前景激励了美军的士气。信息时代的军事变革，或多或少要涉及到一些单位和人的角色转换问题，处理不好，可能会削弱变革的效果。好在信息时代是一个传媒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同工业和农业社会相比，信息社会的舆论宣传工作有着种种得天独厚的优势。只要充分利用这一优势，设法发挥其效能与作用，再辅之以必要的配套措施，就可以对克服阻力、解决困难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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