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史学家说过，人们最关注的历史是离自己最近的历史；而离自己最近的历史，往往被蒙上了太多的迷雾。自1840年中国国门洞开之后，国势日渐陵夷，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咸同年间，内有太平天国及捻、回之乱，外有英法联军之入侵。
当此之时，不但东南诸省狼烟冲天，即是京津直隶、西北西南腹地亦兵戈遍地，再加上灾害频仍，神州大地，糜烂不堪。幸有恭亲王奕訢、军机大臣文祥筹划于内；曾、左、胡、李等“中兴将帅”戮力于外，同心匡济，竭力搘拄，终于削平大难，造成同光年间的小康局面。但不幸的是国家最高领导人接连发生重大变故，咸丰不寿，同治早夭，慈安崩逝，光绪懦弱，使得慈禧以一个半文盲的小寡妇独揽权柄达数十年之久，政局的颠倒错谬，使中国先败于甲午，再败于庚子，赔款12.1亿两，失去台湾与澎湖列岛，那时留下的后遗症至今没有消除。但清廷仍然拒绝改革，戊戌变法，胎死腹中。晚清史如此黯淡，实在是中国人的一部“伤心史”。
既然是“伤心史”就意味着“往事不堪回首”，又由于“阿Q精神”的作怪，人们更愿意回忆汉唐时中国的盛世辉煌，而不愿提及晚清的积弱不振，被动挨打。但历史岂能忘记？《贞观政要》中记载唐太宗的话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杜牧《六国论》曰：“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马骏先生这本有关晚清军事的著作正可以起到“以史为鉴”的作用。
这部书以话题的形式像说故事一样剖析晚清军事历史演变的情形，回述了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彭玉麟、丁汝昌、张之洞、袁世凯等晚清军事人物曲折多变的人生际遇，于此显出历史演进的轨迹与脉络。不仅如此，作者还以翔实的史料、新颖的观点颠覆了人们一些旧有的观念。例如通常人们提到丁汝昌往往目之为“自杀殉国的民族英雄”，但事实真的如此吗？作者指出他先是在海军训练中弄虚作假骗取了朝廷赏赐的黄马褂，后来在甲午海战中又畏葸不前、指挥无方，“亚洲第一，世界第七”的北洋水师因此全军覆没。这还不算完，他是先派人向日军递交了降书然后怕朝廷追究他战败的责任才吞鸦片自杀的，这算什么民族英雄？又如传统观点认为北洋海军覆灭，慈禧是罪魁祸首，因为她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人们说她为了满足自己的穷奢极欲而不顾国家的生死，是个铁杆卖国贼。可仔细追问，这样的说法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作为大清国的“当家人”她难道希望“家业败光”吗？国家饱受外辱她难道觉得是很光彩的事？拿慈禧本人的道德操守说事儿总觉得很牵强。本书作者则认为一个国家有了安全需求才会注入安全成本满足安全需求。海军是个攻势兵种，而当时国内外形势并不严峻。对外，中国与西方列强包括日本处于相对和平的状态，由于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农耕民族的民族性又不可能对外扩张；对内，只是镇压个水匪海盗，使用装备铁甲舰的海军简直是“杀鸡用牛刀”。因此发展海军在慈禧等权贵的眼中根本就不是一个急迫的任务，那么修建颐和园缺钱而挪用海军军费自是题中应有之义了。因此我们说慈禧既缺政治责任又乏战略眼光而不能说她是个纯粹的卖国贼。这种观点与传统看法相较更有说服力，读了之后不但令人耳目一新，而且有醍醐灌顶之感……
马克思在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那历史学家的任务是什么呢？本书作者治学路数兼综“汉学”和“宋学”，不止告诉了人们历史是什么，而且告诉了人们历史何以如此。比如在谈关于晚清衰落的问题上，人们不禁要问当时有许多仁人志士都在为救国于危亡而四方奔走但中国的衰落仍然无法避免，作者引用西方“国家生命力”理论对这一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切中肯綮。历史著作最忌玩弄术语、故作高深，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人们很难耐着性子将那些冗长而又佶屈聱牙的书读完。故此，自黄仁宇《万历十五年》风行以来，明白晓畅的历史著作倍受欢迎，本书正是此种文风的最佳体现。作者优美的文笔让读者的阅读也成为一种审美的享受。
总之，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来源：人民网-读书频道)
(责任编辑：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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