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出现“职业抓手” 以见义勇为奖金为生(图)

　　“像中奖一样兴奋”

　　与这些单个的行为相比，职业抓贼团队的出现，在更大程度上对犯罪份子产生了威慑。

　　朱学明介绍，县城一些年轻的摩的司机开始组成一个个小团体，平时开摩的，一旦发现抢劫、抢夺者，就立马联手抓人。

　　一个由部分退伍军人组成的职业抓手团队，在邵东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这个职业抓贼贼团队来自多个政府部门，他们“作战”的时间主要是晚上、周六、周日，每次出动至少两三个人一组，专门去公交车、菜市场等地方反扒。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抓了6个扒手。

　　“这已经成为我们的爱好了。”一职业抓贼团的组长郭元（化名）笑着说，休息时别人打麻将，他们就上街到处逛，如果抓了一个扒手就感觉像中奖了一样，特别兴奋。“我们不是专门为钱，但是经济上有了保障心里会更有底。”

　　另一支庞大的职业抓贼队伍，是由李世伟牵头的邵东工商联两市镇分会。该分会成立于1997年，成立之初就组建了巡逻队，成员全部是经营户，其中不仅有省市级人大代表，甚至还有全国人大代表。

　　记者见到李世伟时，52岁的他正驾着一辆喷有“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字样的汽车，从市场赶来。在他的组织下，市场共有65名经营户，每天分两组轮流执勤，执勤时间是当天晚上的10时到第二天早晨的6时，执勤范围包括两市镇所有市场和社区。这一范围，基本上覆盖了红土岭派出所治安管理的范围。

　　4月16日，两名在长沙火车站混迹多年的老扒手回到邵东老家休息，想顺手牵羊一把，不料刚下手就被李世伟等人抓住了。经公安部门审讯，两个扒手还是师傅级别的。5月1日，一个男青年抢夺一条金项链后想跑，又被李世伟等人抓住。

　　8月5日，他们听说一个菜市场出现了抢夺耳环的案件，第二天就去设伏，没想到真的抓了个抢夺疑犯，而且正是前一天作案的同一人。

　　“他们忙时做老板，闲时抓贼。”朱学明笑称：“老板们可不是冲着钱来的。”

　　现在邵东到底有多少职业抓贼团队？朱学明说他搞不清楚。“我自己去反扒时，也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别的反扒队伍在那里，甚至可能几个队伍的人同时在一辆公交车上。”

　　这些职业抓贼手轮流辗转于公交车、菜市场等地方，令扒手们防不胜防。

　　邵东一家超市的服务员宁荷说，以前她晚上根本不敢出门，现在基本上可以放心地出去了。

　　治安新政不能突破法律界限

　　邵东此举推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持肯定观点的人认为，现在存在一种认识上的误区，认为政府部门不应该鼓励人们见义勇为，对不法分子作斗争，而应该鼓励人们“见义智为”，以减少不必要的伤害。应该说，这种想法没错。但是，见义勇为和“见义智为”之间，很难有一条界限。实际上，鼓励见义勇为，并不是一味地鼓励“蛮勇”。从这个意义上讲，邵东重金奖励见义勇为者的方式，以鼓励公众参与治安管理，显然是一种明确而有力的引导和激励。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认为，如果邵东的做法放在社会动荡时期，不失为一个良策，但放在现在就没有推广的价值。邵东采取这种运动式的做法，只能说明当地对违法犯罪打击的力度不大，缺少行政作为，以致将本应属公安机关的职责，一股脑儿推给老百姓。再说，老百姓未经专业训练，参与打击违法犯罪，势必会给其带来生命威胁。因此，只能鼓励老百姓积极举报，而不能鼓励全员参与打击犯罪分子。

　　湖南南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曾颜璋的观点则颇为尖锐，他认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三条规定：“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 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由此可知，普通公民没有执法主体资 格。打击犯罪分子，不能由普通公民去抓，更不能以奖赏的方式去鼓励。

　　同时，邵东的这一做法表明，司法机关转嫁了自身的执法责任。司法机关以奖赏的方式鼓励普通公民打击犯罪行为，将本应由自己承担的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行政职责，转化为普通公民的牟利行为，这突破了法律的界限。

　　从传统思维的角度理解，见义勇为是一种道德层面的自觉行为，对邵东治安管理的改革，有人认为这是将见义勇为的自觉行为与经济利益挂起钩来，是被商业化了的见义勇为。打击“两抢一盗”本是公安部门的责任，现在却要普通老百姓来做，警方的责任到哪里去了？配备专车、警棍、手铐等专门器械，如何防止职业抓贼手滥用权力？也是一个受到各方普遍质疑的问题。面对这些质疑，作为邵东治安管理改革的倡导者，朱学明会有怎样的回答？

　　总会有争论，关键看效果

　　——对话质疑声中的朱学明

　　法制周报：能介绍一下邵东见义勇为基金会资金的来源吗？

　　朱学明（以下简称朱）：见义勇为基金并不是我们推出这项措施后才成立的，以前就存在，只是资金规模比较小而已。其资金来源有三个方面，即财政拨一点，民间捐一点，老板赞助一点。

　　法制周报：按照邵东县出台的这项措施，今年将奖励一大批见义勇为者，这笔资金的规模大概是多少？

　　朱：县委县政府给我的权限是50万元，如超过这笔数字，还可以向基金会提出申请，以扩大规模。从目前的情况来看，50万元肯定不够，已经发了32万元，现在还要发22万元，后面还有两个月，估计要六七十万元。

　　法制周报：你如何看待外界对职业抓贼手就是为钱而来的一些质疑？

　　朱：过去，当犯罪分子作案时，由于没有保障，群众参与的主动性不够。现在，有了无记名投保和治安奖励后，大家没有了后顾之忧，积极性提高了，效果更好了。

　　法制周报：有人提出，打击“两抢一盗”本是警方的责任，你们这样做，是不是意味着警方的办事效率差？

　　朱：今年邵东公安已连续3年侦破了所发的全部命案，效率是相当高的。(法制周报新闻热线:0731-4802117)人民群众对不法分子的违法行为进行见义勇为，是我国法律所提倡的，警方和民间力量是相辅相成的两个部分。

　　法制周报：如何防止见义勇为者借用政策牟利，甚至参与违法犯罪？

　　朱：我们界定的范围有三个，即抢劫、抢夺、盗窃等犯罪行为，而这些行为的受害者都是普通老百姓。一般而言，犯罪嫌疑人所能得到的利益都很低，他不可能给他们（指职业抓贼手）什么好处，即使有，与少则2000元，多则一万元的奖励相比，要小得多，没有人会为了那些小利失去大义与大利的，这就从制度设计上保障了政策的顺利执行。

　　法制周报：与警方办案相比，群众参与打击“两抢一盗”，在资金投入方面有什么明显的优势？

　　朱：今年以来，我们通过见义勇为者的行为逮捕了140多人，又通过突审这140多人，破获了80多起案件，逮捕了40多个相关犯罪嫌疑人，这些成绩的代价就是32万元见义勇为奖金。

　　与公安的破案成本相比，前者不到后者的十分之一。如我们去年抓捕一个杀人犯罪嫌疑人，三下广东，总共花费20多万元。而今年发生在廉桥镇的一桩命案，一个72岁的老人在事发后就紧紧抱住犯罪嫌疑人，在群众的帮助下将其送到警方手中，我们奖给他5000元，这就是全部的费用。

　　法制周报：社会效果如何？

　　朱：与经济账相比，社会效益这笔账更加巨大，一是人民群众对犯罪行为的自觉防范意识更强了；二是形成了一种人民群众的包围圈，对犯罪分子是一种无形的威慑；三是减轻了公安部门的压力，让他们腾出更多的时间办一些疑难案件。事实证明也是如此，邵东警方实现了连续三年命案全破，在全省领先。今年前7个月，邵东县刑事发案率下降34.54%。在湖南省统计局民调中心组织的综合治理公众测评中，邵东县在全省排名由去年同期的123名进入到90名。这是近年来邵东第一次进入前100名。

　　外界对此有一些看法，这也很正常。一个新的事物的出现，总会有争论，但争论到最后，关键还是要看效果。我们用事实表明，这种探索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