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丙坤：两岸和平斡旋者

　　壮年：台湾经济起飞的见证者

　　江丙坤是以财经大老闻名台湾政界的，在台湾这样一个外向型经济的地区，经济发展和外贸息息相关。

　　可能外界无法想象的是，江丙坤的外贸生涯是从几篓香蕉开始的。

　　从基隆港坐船去日本读书时，码头上的香蕉贩子向他推销，说是日本香蕉价格很贵，如果利用海关对游客免税的政策，可以赚不少钱。

　　看到周围游客大都买了几篓，江丙坤也学着买了三篓。下船后，居然以每篓十美元的价格卖了出去，一下子就把自己第一年的学费给解决了。

　　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日后自己会因为台湾与日本之间的香蕉谈判问题，大动肝火。

　　在东京的日子是清苦的，而且读到博士阶段，中山奖学金不再支持，只好靠在大使馆打工赚钱来养活自己。30岁才开始自己留学之路的江丙坤几次坚持不下去，想回台湾工作，并开始做准备。

　　这时国民党大老李焕来日，他听说江丙坤的困惑后，拍着这位后辈的肩膀，以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当年我已经35岁了，好不容易获得经国先生的同意，带了3700美金去美国读硕士和博士。硕士学位虽然拿到了，但是毕业典礼都没来得及参加就被要求赶快回去。直到现在，我都深感遗憾。你不一样，博士学位都已经读了一半，这时候放弃太可惜了。千万不要轻言放弃，一定要坚持到底。”

　　在日本读书时，江丙坤在大使馆做翻译，负责陪同岛内重头人物来日的行程安排与接待，得以结识了一大批政商要人，汪彝定、李国鼎、蒋彦士、王作荣、李登辉、辜振甫……这也为他日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人脉关系。

　　1967年，他获得东京大学农业经济系博士学位。之后，出任“驻日使馆经参处助理商务专员”。1974年任“驻南非大使馆商务专员及经济参事”，一驻8年。

　　在南非的八年，对江丙坤是一个极大的历练，他本来想去美国，但是没人照应，只好去了远在天边的南非。

　　从日本来到英语系国家，日语很好的他，第一关就要克服语言障碍。42岁的他不得不重拾英语，从猛背单词开始。

　　在他的任内，台湾和南非的贸易额在八年内跃升了11倍。

　　江丙坤的成绩得到了上级首长的认可，50岁时，回台升任“国贸局副局长”。

　　这次提升，固然是和自己的勤勉工作与优秀的工作成绩密不可分，但大的背景也不容忽视：

　　政治强人蒋经国很早就开始注重对台籍青年人的培育，不惜破格提拔，这一政策被称作是“催台青”。

　　到了1980年代，越来越多的台籍精英走上政治舞台，李登辉、连战、萧万长、吴伯雄都是重要代表。

　　在此之前，蒋经国起用了孙运璇、李国鼎等一大批优秀技术官员，为台湾制定了长远的经贸发展方向，从早期草拟“奖励投资条例”、推动加工出口区，到后来协助策划科技发展方案、创设科学园区、促进国际合作等。台湾人民胼手胝足，努力打拼，把一个农业化的海岛建设成为资本化、工业化社会，并迈向现代化。

　　江丙坤正是技术官僚精英传统的延续者。直到今天，尽管他历任党国要职，但只有2003年的“立法院副院长”一职是竞选来的，其他所有高级职务都是被任命的。

　　升任“经济部长”时，他却不喜反忧。他有过深深的不安，他不喜欢“立法院”里“立委”们不留情面的质询，宁肯自己去担任驻日代表。

　　江丙坤重新回到台湾后，50岁才担任“国贸局”的“副局长”，但随后平步青云，平均两年升官一次，60岁担任“经济部长”。此后又担任了“经建会主委”、“政务委员”，还曾经代表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两度出席APEC会议领袖峰会，在2000年前登上了人生的顶峰。

　　在他回台后的岁月里，人生轨迹和台湾经济全面腾飞息息相关，可以说江丙坤全面见证了台湾经济的变迁。

　　台湾是一个土地面积、人口资源都不丰富的地方，岛内市场并不大，这样的现实条件最容易培育出外向型经济，江丙坤的舞台也就大都围绕在对外经贸往来上。

　　他和日本就贸易赤字问题开展过马拉松式会谈，和美国人就火鸡和工具机器等展开激烈争吵。

　　尽管在日本待了13年，江丙坤素来以“知日派”闻名，但这位“日本通”同样一度是日本人头痛的对象。

　　担任“经济部政务次长”后，1990年6月在“东亚经济会议”第二次干部会议上以来宾身份致词时，他愤怒直言：“要改善不断扩大的和日本的双边经贸逆差，日本政府的协助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当我方派遣贸易访问团时，日方却总不发给我方团长签证，那么问题就无从改善！我想原因是在于日本对于XX的顾忌，因此，我们不得不认为日本是患了XX狂犬病恐惧症。”言罢，向台下的台方团长辜振甫一鞠躬后就离席。

　　此言一出，震动了台湾和日本，连“总统”李登辉都出来发言配合江丙坤的言论。

　　不论是在南非当“商务参事”，还是回台后对外商贸谈判，在帮助台湾经济打拼时，江丙坤越来越感觉到没有入关对台湾这样一个外向经济为主的地区的重大影响，在他的任内，开始向关贸总协定（WTO前身）申请入会。

　　在今天看来，入关对于江丙坤和他的同事而言，简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因为海峡两岸的对峙，台湾方面根本无法踏入关贸总协定秘书处的大门。

　　江丙坤成立了“专案小组”，在全球布局，通过神秘的中间人士“B先生”，与关贸总协定秘书长Duncan取得了联系。

　　随后的见面工作现在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1989年11月11日，江丙坤先去新西兰参加第七届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会议结束，15日从新西兰飞抵东京，但不入关，直接自东京去汉城。

　　到达汉城后，立刻转机再回东京，此时这架飞机上还有“经济部长”陈履安（陈诚之子）和“国贸局局长”许柯生，在提前的刻意安排下，陈履安得以同Duncan并排而坐，江丙坤则与Duncan特别助理Hussain相邻而坐。就在汉城飞往东京的一个半小时内，台湾第一次发出了入关的正式要求。

　　之后经过漫长的谈判，2001年底，台湾和中国大陆一起在多哈加入WTO。

　　在多哈的部长会议期间，已经是WTO入关处处长的Hussain向台湾的“经济部部长”林信义说：“今天这个会议，应该来与会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PK Chiang（江丙坤）。”

　　江丙坤的最大爱好就是工作，他不抽烟，应酬时才喝酒，不跳舞，唯一的爱好是打高尔夫。当年在日本为了把球打好，还专门请老师指导。江打球的风格就像他做人一样：一板一眼，认真打好每一杆。

　　他的球友，台湾“中国信托金控”辜濂松（辜振甫之侄）评价说：“PK球打得很好，可是我们俩一起打球的话，大都是他输球，我赢他钱的几率比较高，因为他是一位清官，不愿意赢球，赢钱。我则是不愿意故意输球，否则他会看不起我。”

　　江丙坤的认真严谨和高效为他赢得了卓越的口碑，陈水扁当“立委”时，称赞他是“‘中华民国’最负责认真的官员”。

　　正式接任“经济部长”两个月后，江累倒在“立法院”，成为第一个累倒在“立法院”的“阁员”。

　　时任“立法院副院长”的王金平分析说，前一天他和江丙坤去外地参加协调会，赶飞机回来后又连夜看公文，加上长期劳累，才导致累倒。

　　他的老长官萧万长对他的总结是：“江丙坤的态度诚恳，做事认真又细心，即使再繁琐的事情，他都会耐着性子，把事情有条不紊处理完成；即使是有委屈也不轻易发脾气。他这种喜怒不形于色的修养，使他的人缘非常好，几乎没有任何敌人，所以政通人和，有助于政务的推动。”

　　2000年政党轮替前，江丙坤政治生涯的最高峰是代表李登辉参加APEC领袖峰会。1998年，在吉隆坡的会场上，当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步入会场时，他主动上前和江泽民握手，介绍自己：“我是江丙坤。”同为江姓的江泽民则问：“哪个江？是不是三点水的江？”江丙坤含笑回答：“当然是！”

　　美国副总统戈尔此时站在旁边，江丙坤转过身，用英文介绍：“是Yangtze River的River。”戈尔若有所思说：“哦！你们两位都是Mr.Ri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