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孙有贵，辽宁锦州人，1949年12月生，1968年2月入伍。历任空军场站飞行管制员、参谋、副参谋长、副站长，总参军务部参谋、秘书、副局长，2005年1月退休，大校军衔。 1984年10月21日，中央军委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同志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裁减军队员额、进行体制改革。为此，总参命令军务部立即组织工作组，分赴各战区，一是进行编制检查，二是为即将进行的大裁军吹风。
当时，我在军务部任参谋，和刘兴亚处长（当时总部二级部下属局称处）、鲍廷祯参谋为一组，负责武汉和广州两个战区。我们来到武汉，首先在武汉军区空军开展工作。其中，空降兵某军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因为，当时有一种意见认为，空降兵部队编制几万人，平时很少有任务，建议将其由一个军缩编为一个师。此建议非同小可！空降兵某军是人民解放军的“独生子”，也就是说，当时人民解放军几十个野战军、400余万人中，只有一个军是空降部队，要在这个“独生子”身上动手术，中央军委是思考再三、慎之又慎。这也是我们把该军作为工作重中之重的原因。
到达空降兵某军的第二天，军领导把我们请到作战室，称他们写了一篇“论文”，想让我们听一听。坐定后，时任军长李良辉开始宣读“论文”，他从世界空降兵的发展、空降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典型战例，讲到我军空降兵的历史与发展及在未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最后，落笔在保留空降军的意义上。讲到激动处，他站了起来，脱离讲稿，语调慷慨激昂。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组建空降兵部队问题就提上我党高层的议事日程：我们要有一支机动速度快、打击力量强的部队，以在战争中深入敌人腹地，夺占机场、要塞、港口、码头。1950年4月17日，中央军委正式决定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9兵团第89师师部为基础，抽调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精英”组建这支精锐部队。7月17日，确定该部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陆战第一旅”。9月16日，该旅在中原某地正式组建。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第一支空降兵部队。
上个世纪60年代初，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根据形势需要，中央军委决定扩大空降部队的规模，从全军抽出3支主力部队，交由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挑选其中的一支改为空降军。刘亚楼选择了15军。他说：“15军是个能打仗的部队，他们在上甘岭打出了国威，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知道有个15军。”志愿军战斗英雄黄继光、孙占元、邱少云就出自该军。
由此，空军伞兵教导师和15军两支英雄部队合并组成了人民解放军第一支空降军。
李军长的“演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空降兵是一支特殊的攻击力量。它不受地形地貌的限制，可以快速准确地在敌人的正面、侧面、背后，甚至部署内实施突然的立体机动、纵深打击的全方位攻击。在第一时间摧毁敌人纵深内的指挥机构、桥梁、仓库、机场等重要战略目标，执行其他兵种不能完成的战略战役任务，并可配合正面进攻部队对敌人进行前后夹击。随着现代战争的发展，空降兵垂直攻击的战术越来越被世界各国军队所重视，它甚至可能成为主宰战斗成败的关键。我空降兵作为一支空中快速机动的突击力量，经过几十年建设，已经具备了遂行各种艰巨任务的基础和规模。它所具备的国土周边全方位、大纵深的空降作战能力，在应付局部战争和突发事件中，可为统帅部提供多种战略选择。
离开作战室，李军长和刘处长并排走着。李军长笑着问：“怎么样？刘处长。”
刘处长知道李军长问话的意思，故作糊涂：“什么怎么样？”
李军长很认真：“我们的论文呀？”
刘处长回答很简单：“挺好。”
李军长紧追不舍：“打动你没有？”
刘处长装糊涂：“打动我什么？”
李军长直指主题：“保留空降军啊！”
看来北京那边关于精简空降兵的议论已经传到他们这里。
刘处长没吭声，李军长有点着急：“我想请您把这篇论文带到北京，呈送给军委和总部领导。”李军长终于说出了他的目的。
刘处长看了他一眼：“连我都没打动，还能打动军委和总部首长？”
李军长一听急了：“那您说怎么办？”
刘处长很认真地说：“要是想把这份材料带到北京，必须下力气进行修改。”
李军长忙问：“怎么修改？请您指教。”
刘处长沉思了一下：“简单地说，还是要突出未来战争中空降兵的地位和作用。”
说话间来到食堂，李军长见刘处长答应将“论文”带给军委、总部首长，心里非常高兴，笑着对刘处长说：“我请你喝酒。”
刘处长表情严肃：“酒就免了吧。”
李军长仍是一脸笑容：“酒是我自己的。”说完，冲门口高喊一声：“通信员！”遂从兜里掏出钥匙，“嗖”地一声扔给进来的通信员：“去到我家拿两瓶酒来！”
听着他们的对话，我忍俊不禁。
在武汉军区空军的工作结束了。这天晚上，我们向武汉军区空军首长通报有关裁军和军队体制改革的情况。离开会还有20多分钟，武汉军区空军的领导就来了。他们知道，今天晚上能够听到最权威、最可靠的关于军队即将大裁军和体制改革的消息。参加会议的只有司令员、政委、参谋长和政治部1名副主任。他们认为，人越少、层次越高，总部工作组透露的信息可能就越多。他们还带来两名秘书准备做记录，刘处长说：“不用记录，就几句话，几个数字，谁都能记住。”结果，秘书也没能进入会场。会议室里鸦雀无声，气氛有些紧张。刘处长向首长们通报了军委有关裁军和合并调整大军区的初步决定：“军委决定裁军50到100万。11个大军区合并为7个大军区……”时任司令员武继元、政委康星火当即表示坚决拥护军委的决定，但康政委在表态时，突然话锋一转：“有一个问题，我还要强调一下。”什么问题这么重要？在这个场合由政委专门提出？我心里顿生疑问。只听康政委说：“关于空降兵的问题，我要多说两句。”这位老八路、在上甘岭战役中曾代理团长、曾任空降军军长的老领导，在这个时刻说的几句话，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多少年来挥之不去。康政委语调坚定地说：“我认为，保留空降军是上策，精简空降军是中策，撤销空降军是下策！我们决不能走下策，怎么也得走中策和上策！”
结束武汉行程，我们来到湖北孝昌县花园镇。晚上，突然电闪雷鸣，风雨交加，营区停电，一片黑暗。我们正准备休息，听到汽车的喇叭声，只见一辆上海牌小轿车驶入招待所院里。是空降军李军长的车。风雨交加的夜晚，他怎么到这里来了？只见李军长的秘书拎着公文包走下车。原来，他是奉军长的命令，给我们送修改后的“论文”的。我将他领到刘处长的房间，赶紧找来蜡烛。刘处长戴上眼镜：“这么快就修改好啦？”秘书说：“您走后，军领导就组织人员进行了修改。趁你们还没走远，军长就让我连夜给您送来了。”外面的雨仍旧不停地下着。刘处长在昏暗的烛光下认真地看完材料，摇摇头：“这个材料还不行。告诉你们军长，别着急，你们不是有个研究所吗？组织几个人，参考我的意见，好好研究怎么写。半个月后我们还返回武汉。”
半个月后，我们结束广州战区的工作，又回到武汉。李军长通过秘书转告我们，他正在陪同空军首长在部队检查工作，等送走首长后他将立即赶回军部，商讨“论文”之事。刘处长答复他们的还是那句话：“别着急。”送走空军首长，李军长风风火火地赶回军部，他索性派秘书将刘处长接去。他这是请刘处长亲自帮助修改“论文”。这时候，我已经清楚了刘处长执意要李军长反复修改“论文”的用意，他要给军委、总部首长提供高质量的信息。下一步军队体制编制的调整将加强技术兵种的建设，陆军将实行集团军体制。空降兵虽不是那种装备复杂的技术兵种，但其在未来战争中的特殊作用是任何部队也不能替代的，建设这样一支部队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宁肯多撤一些其他部队，也应该保留这个“独生子”。
几天后，我们回到北京，空降军那篇“论文”分别送到有关首长和机关部门。该“论文”引起军委和总部首长的高度重视，要求有关部门对“论文”中所提意见和建议进行认真研究论证。最终，军委决定保留空降兵某军，并精简了一些员额。
历史证明，“保留空降军是上策”。
此后，军委不断加强这支部队的建设。1993年1月，由军区空军建制划归军委空军直接领导；在人员、武器装备上也给这个“独生子”以“优惠的政策”；同年12月，又做出空军副司令员兼空降军军长的决定，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空降兵部队的官兵们没有辜负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期望，为了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他们在冰天雪地的小兴安岭、在炎热难熬的广西十万大山，斗严寒、战酷暑，爬高山，钻密林，进行野外生存训练。不但多次参加全军举行的重大军事演习，还在1998年的抗洪抢险、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中，留下了他们作为祖国、作为人民忠诚卫士的身影。当我看到15名空降兵官兵不顾生死，超越极限，在浓云密布的汶川上空从飞机上跳下的那一瞬间，我想到了舍身堵枪眼的黄继光，想到了烈火烧身的邱少云，想到了空降军所有为国捐躯的英雄。空降兵已经成为我军一支肩负战略战役任务的精锐部队。
《变形金刚2》送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