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赵启强 /美国纽约报道
政策性周期下的金融危机
——访美国金融专家李山泉
这次经济危机同样是经济发展周期的典型产物，与以往的马克思所讲生产过剩没有太大差别
美国奥本海默基金管理公司董事总经理李山泉在美国的金融界20多年，被誉为撼动华尔街的华人四大高手之一。
1、规模太大，涉及“万亿美元”；
2、金融产品太过复杂，清算起来非常困难，雷曼兄弟倒闭至今也无法核算清楚；
3、此次危机的爆发是多年累积的结果（将近十年的时间），因而释放能量需要的时间较长；
4、地产的特殊性。如果地产没有大幅回升，这场危机的解决会非常困难；因为一切产品都是由地产衍生而来；
5、此次危机发生在金融界本身，靠“金融救金融”谈何容易；
6、是政府功能和决策上的摇摆。
李山泉的办公室在曼哈顿的世界金融中心。在9.11之后，金融中心取代了世贸中心，成为美国最重要的金融大本营。这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交替。
在他背靠海湾的办公室里，开门见山，他一开始就向《瞭望东方周刊》抛出了一个“政策性周期”的名词，并以此来解释此次金融危机。
在困难和危机时期，美国政府重视监管并严格监管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相反，在发展时期，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监管相对松懈，因而形成某种程度的“政策周期”，这种政策周期会直接影响和决定市场的走向。
1929年大危机之后，美国政府在1933年、1934年，陆续出台了许多政策法规，如证券法、上市公司法等。李山泉认为，正是这些法律的制定和严格执行，保证了美国经济在二战以后的持续性发展。期间即使有过像1987年、1997年的金融危机，也都能平安度过。
问题出在新旧世纪交替之时。
上世纪末，一些金融机构以金融创新之名，推出许多金融衍生产品。这些金融衍生产品获利很高，相比之下，传统的、以优化产业资本为目的银行借贷，就显得微利而失去了投资动力。于是，金融界努力游说国会，希望金融政策有所松动，以适应金融业的发展。
终于，1999年，美国正式取消了对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进行分业经营的限制性条款。
李山泉强调，分业经营条款的取消，使美国的金融版图发生巨大变化，一些大的投资银行兼并许多小银行，有了商业银行的功能；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则兼并投资银行或保险公司，如花旗银行就因为兼并了一些大的基金公司而变成花旗集团，有了投资银行的权限；这结果是，风险很大的投资银行，可以像商业银行一样开办个人储蓄业务；而以前为保证中小储户资金安全而受到政府严格监管限制的商业银行，也可以进行风险很大的金融投机；于是，老百姓的有限存款、甚至是养老金，都参与到政府疏于监管的“有钱人的游戏”之中。
从那以后，投机的资金和范围迅速扩容，完全超出了政府的监管能力。“上个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后建立起来的、经过证明是有效的一些政策措施近年被取消，对这场危机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李山泉说。
《望东方周刊》：有统计说，现在全球金融衍生品的总量是世界GDP的10倍，舆论认为，此次金融危机根源，在于金融衍生品的爆炸式增长。你是否同意这种说法？
李：“金融衍生产品爆炸式增长”的确对金融危机的发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不是唯一的原因。这次经济危机同样是经济发展周期的典型产物。这与以往的马克思所讲生产过剩没有太大差别。这次生产过剩，是房地产业的生产过剩，是不负责任的廉价的信用所支撑的房地产业过度膨胀的结果。
至于谈到全球的衍生产品，62万亿是估计来的。现在还没有人能提供确切的数字。因为，衍生产品没有一个机构能够统计得上来，其所包括的领域也很有争议。
《望东方周刊》：欧洲多家银行面临破产或被迫接受国有化，美国财长保尔森也说“如果需要，政府不排除将个别银行国有化” ，以你对美国的了解，你认为，财长所说的国有化将以什么方式进行？它是不是一个好办法？
李：这个话题很有意思。长期以来，中国改革领域有一种所有制决定论，我认为是很片面的。以美国为例，军工企业是上市公司，应该是彻底的私人公司。但从产品的研发、生产到销售，不可能有任何私人公司的影子，与国有化的企业运行没有太大的差别。这些企业，没有形式上的国有化，却在行为上国有化；反过来，在美国，你个人拥有土地，但决不是可以随便支配的。土地的开发利用还有国家和地方各种法规的约束，决不是所有制决定一切。
美国财长承诺必要的时候美国财政部可以直接购买银行的股票，直接成为银行的部分所有者，这当然也可以算作国有化的行为。在紧急情况下，这应该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方法，但以美国一贯的做法，当情况好转，政府的干预会很快停止，美国的部分国有化也会逐步为私有化所取代。当年香港政府应对金融危机时也曾直接购买了很多上市公司的股票，当情况好转，就又出售给了个人。我想，美国的国有化概念大概仅此而已。
《望东方周刊》：最近，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与美国财政、金融界领袖人物会谈时谈到，“美国是借钱消费，中国是存钱不消费，两者都有问题。中国储蓄达46万亿元人民币，其中16万亿是居民储蓄，相当于3年的财政收入。”美国民众的储蓄现状与当前的金融危机有什么直接联系？
李：这很有趣。中国的储蓄率绝对大大高于美国的储蓄率，这是毫无疑问的。美国人买房有按揭贷款，买车有购车贷款，即便是最简单的购物还有信用卡。于是，在消费的过程中几乎看不到储蓄的存在。美国的普通民众，几乎不可能把主要的资产放在银行里以储蓄的形态吃利息，因为那里有太多的投资渠道，把储蓄迅速地变成了多重形式的投资。
当然，靠发达的信用把金融的预算链条拉得过紧，就为危机的到来积累了相当的能量。
《望东方周刊》：近期，花旗集团董事长、美国前财长鲁宾说：“美国当前的危机是长期低估风险造成的，是多种强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处理起来更困难。这也是一场信心危机，”他这里所说的被低估的风险，具体指什么？如何摆脱他所说的“信心危机”？
李：我理解应该是指金融创新，是对设定的风险估计太低，用经济繁荣时候的风险假设来套用一切情况，而大大低估的风险。当然，这里也有监管部门对风险的麻痹而放松监管。
《望东方周刊》：金融危机最坏的时刻是否已经过去？
李：我认为，金融行业本身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但在经济领域到底有多大的影响，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因为，金融市场来得快，去得也快，但经济领域的变化会遵从经济生活的特有周期。可能要比预期的长很多，甚至会在个别领域有反复。
《望东方周刊》：一年以来，中国的股市遭受重挫，一些人将此归之为这场金融危机，但中国将近70％的跌幅已经创下世界股市跌幅第一，这与中国的宏观经济面极不相称，你认为中国股市的问题出在哪儿？以及，你怎样预测中国股市的未来发展。
李：我认为这个问题要从历史的和全球的角度来看。首先，中国股市今年下跌的幅度可能是全球股市当中表现最差的，下跌的幅度很大。但是，这个幅度大体上是和去年上涨幅度相当。那么，我要问：当时中国股票市场在短时间内一花独放，几个月就翻番的状况是正常的吗？
既然当初的上涨有那么多的不合理因素，现在的下跌不正是对以往不合理过高上涨的一个正确的调整吗？我们不能过分强调现在的下跌不正常，而忘记了当初过分上涨的不正常。中国股市即使经历了今年股市的大跌，以价值方法判断（无论从市盈率还是利润增长前景），很多中国股票在世界同类股票当中，仍然不能算是很便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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