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政治生态变局下的权力更替
——专访联合国前副秘书长、中国联合国协会会长陈健
《环球》杂志记者/辛省志 实习记者/李会娜
随着美国大选的结束，国际政坛自2006年以来的一波大规模的领袖更替基本完成。
随着世界主要国家领导人的相继更换，“换头”效应已经零星但突出地显现出来。而眼下波及全球的金融海啸无异于推动这种效应整体展现的催化剂，在全球联手对抗金融危机、力阻经济衰退的超长战线上，新的世界权力层如何发挥作用，将深层次地影响未来国际格局的形成。
如何理解这些可能进一步扩大的“换头”效应？其将对中国带来怎样的影响？中国又该如何应对？带着这些疑问，《环球》杂志对中国联合国协会会长、前联合国副秘书长陈健进行了专访。
“换头”效应根子在国力消长
《环球》：从去年以来，世界一些主要国家先后有一批新领导人上台执政，比如法国的萨科齐、英国的布朗，还有澳大利亚的陆克文、日本的麻生太郎等，美国新总统目前也已产生并将在明年一月就职。您觉得这些新领导人上台给国际政治带来什么了变化？
陈健：大国领导人的更替已经给国际政治带来了变化，尤其是在欧洲。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萨科齐上台以后，明显改变了对美、对俄和对华政策。他们的前任施罗德和希拉克在任期间，德法两国曾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但萨科齐一上台就明显改变了对美政策，他当选法国总统后很快以度假为名去了美国，在宣誓就职后又对美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在很短一段时间内，连续两次到美国，这引起法国媒体极大的轰动，因为法国总统历来试图保持法国的独立地位，不跟美国靠得太近。但萨科齐强调要和美国建立一种合作关系。默克尔也是一样，她在就任德国总理后迅速转向美国。这样，在大西洋两岸出现了一个英、法、德等欧洲大国和美国关系迅速改善并且密切合作的局面。
在对华关系上，萨科齐和默克尔上台后都对前任的政策进行了调整，中法、中德关系一度有所疏远，这在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期间表现尤为明显。
《环球》：您怎么看待这种“换头效应”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呢？
陈健：应该说，法德两国对华政策的转变并不仅仅是因为更换了领导人。领导人的改变，只是给法国、德国的政策变化提供了一个机会，更深层次上，是因为双方战略关系基础发生了改变。
首先是经济方面。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法国、德国对我们的政策都很赞成，认为中国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机遇，一个大市场。但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双方之间的竞争在加剧。中国的经济总量先后超过了意大利、法国，马上就要超过德国，而且对欧盟的贸易顺差也在扩大，欧洲国家的经济利益受到冲击，所以他们民众和媒体的反应都很强烈。
另外，中欧在非洲也面临竞争。中国近年来奉行“走出去”的战略，在非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中非政治、经贸关系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而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国一向将非洲视为自己的“后院”，认为中国与非洲国家关系的密切损害了自己的利益。
第三就是发展模式不同。中国在没有完全接受西方的那一套、没有全盘西化的情况下取得了成功，树立了一个中国模式。西方国家认为这对其发展模式构成了挑战。
另外，国际格局的变化也是导致欧洲国家对外政策变化的原因。冷战期间，欧洲国家要依靠美国对抗苏联的威胁。苏联解体后，欧洲国家不再面临苏联的威胁，不再需要依赖美国的保护，所以法国在冷战结束后明确主张建立多极化的世界，德国虽然不明说，心里也是赞同的。这样的情况下法德就要跟美国保持距离，甚至借助中国来平衡美国的影响。但在最近几年，中国发展非常迅速，俄罗斯也高调复苏，法德又认为，需要借助美国来平衡中国和俄罗斯的影响。所以萨科齐和默克尔上台后，都采取了亲美政策。
但是，中欧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经贸关系已经非常密切。在这次金融危机后，他们又发现美国有些靠不住，欧洲还是需要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支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萨科齐和默克尔的对华态度都有所转变。
中美关系跳出“震荡循环”
《环球》：美国大选已经结束，奥巴马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您认为他的上台会对美国的对外政策带来什么影响呢？
陈健：奥巴马此前没有太多外交经验，但是反过来说，也就是说他没有任何包袱，他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可以尝试任何新的政策。我觉得他在竞选期间并没有提出一套完整的对内对外政策，但他强调一个字——“改变”，所以他当选后，美国的对外政策可能也要相应改变。比如说在伊拉克问题上，奥巴马上台，可能会加快从伊拉克撤军的步伐。“9·11事件”之后，美国将反恐作为整个国家政策的支点，反恐又主要采取的是军事手段，这个可能也面临着调整。
另外，美国对俄罗斯的政策可能会改变。俄格战争后，美国国内产生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该对俄罗斯毫不留情地打压，另一种认为是美国采取的错误手段把本来可以搞好的美俄关系搞坏了。我相信奥巴马上台后美俄关系会有所调整。
美国的对华政策不会变。很多美国媒体评论认为，布什执政八年最大的政绩就是和中国的关系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势头。美国对华政策在不断深化，两者相互依存的关系也在加强。历届美国总统大选中，对华政策往往是一个辩论的焦点，但这次奥巴马和麦凯恩都表示对华政策不会变。可以预计，中美关系会在布什时期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而美国新总统一上台中美关系就会下滑的这样一种“规律”现在要被打破了。
《环球》：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最近也出现了领导人的更替，比如韩国、巴基斯坦等。您怎么评价这些领导人交替带给中国的影响？
陈健：中国周边国家这些新领导人上台后，都面临着一段短时间的调整适应。比如说韩国总统李明博，刚上台的时候他偏重于韩美关系，但这个政策现在也不能持续，现在他既要跟美国搞好关系，也要跟中国、日本搞好关系。巴基斯坦也是这样，扎尔达里刚上台的时候，针对中国说了一些以前巴基斯坦领导人从来没说过的话，但是后来也调整了。从整个地区格局来看，我觉得周边国家领导人的变化对中国周边政策不会有影响。
领袖个性施展要顺应潮流
《环球》：麻生太郎就任日本首相后不久，就趁参加亚欧峰会的机会访问了中国。而且他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明确说，会继承村山谈话的精神，并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表示反省。您认为麻生任内的中日关系走向会如何？
陈健：麻生应该说是吸取了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任内的教训。小泉对华政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与以前不同，但他个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给中日关系带来了重大的不利影响。这给日本政界留下了一个深刻的教训。以后日本不管谁上台后，都会慎重考虑这个问题，现在看来，麻生也是这样。
《环球》：澳大利亚比较有意思，去年上台的陆克文会说中文，这是西方国家领导人中的第一个，人们觉得这有助于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进一步靠近，您同意吗？
陈健：中澳关系发展本来就比较好，中澳之间经济互补性很强，贸易投资都有很大的发展。陆克文上台后，中澳关系未来应该说会有较大的发展。在陆克文的前任霍华德总理任期内，澳大利亚曾经跟日本、印度要搞一个“亚洲民主之弧”，这被认为是针对中国的。陆克文上台后这个东西就不搞了。这对中澳关系是一个积极的因素，有利于中澳关系，特别是政治关系正常发展。
《环球》：刚才我们谈到很多国家领导人的变化给国家政策带来的影响，那么您觉得这些领导人个人的性格特点在其中会起什么作用？
陈健：总的来说应该是时势造英雄，是国际局势的变化导致了国家政策的改变。领导人的个人作用就在于是否看到了这些变化并适应了这种变化。应该说英国、法国、德国新的领导人适应了当时时局的变化，改变了和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的政策，现在又适应了新的局势的变化，再次调整和这些大国的关系。
但也不是说领导人个人的作用不会对国际形势造成重大的影响。比如说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由于他个人坚持己见，认为自己在竞选时承诺要去参拜靖国神社，那就一定要履行诺言。结果呢？尽管小泉政府在对华政策其他方面和前任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但还是对中日关系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这两个例子从正反两方面证明，领导人适应形势的变化，那么可以推动形势继续向前发展，如果领导人逆国际潮流变化而动，那么就会阻碍形势的发展。
金融危机源自美国问题集体爆发
《环球》：最近一段时间，随着金融海啸带来的巨大冲击，国际局势似乎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这次被称为“百年一遇”的金融动荡会不会对世界现有权力格局带来改变，这场危机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
陈健：最近国际局势确实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但实际上这些变化是冷战以来国际局势变化的延续。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变成一超多强，全球化趋势大大加快，整个世界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大市场。美国认为自己赢得了冷战，变成了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从此可以独霸世界了。但是美国的手伸得太长，结果使自己陷入了困境。这次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大海啸不单单是金融体系的问题，它是美国二三十年来的政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的大爆发。
首先是经济政策的错误，30年前美国放弃了坚持多年的凯恩斯主义，推行自由主义，放弃了对市场的监管，导致市场过度膨胀，最终崩溃。其次是政治上，在中东地区强行推广美式民主，导致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深化；在欧洲推动北约东扩，与俄罗斯矛盾加深。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由于金融危机导致美国影响力下降，国际局势就可能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也大大提高了。现在的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在目前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中国面临着一个发挥自己作用的机遇。中国应该利用这个机会，通过联合国和其他多边渠道，在国际游戏规则制定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为中国自己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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