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核基地建设50周年纪念，关于核基地建设的种种，由于当年保密的需要，至今所透露出来的仍然是冰山之一角。《解放军画报》高级摄影记者孟昭瑞不仅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而且是那段历史的记录者。《中国蘑菇云》通过他的镜头并辅以他的叙述，实现了资料性与直观性、知识性与趣味性的有机结合，在带给读者视觉冲击的同时，提升读者对中国核事业的认知。
上马与下马，中央分成了两派 1960年的11月，张爱萍在西北导弹试验基地，成功组织指挥了我国第一枚国产地对地导弹的发射。转年，“大跃进”的恶果赫然显现。吃饭都成了问题，不能为多打粮有所贡献，反要花大量人力物力的原子弹，是不是要搞下去引起了不小的争议。这种争论不仅表现在国防科研内部，而且中央的一些部门在制订计划时也有所表现。到这一年的夏天，国防工业委员会工作会议在北戴河召开的时候，两种意见已经尖锐对立，形成了两军对垒的阵势。反对者的意见，理由似乎更充分，苏联公开宣布停止援助，技术上有很多困难，中国自己现有的工业基础太过薄弱，不足以保证原材料的供应，研制原子弹的困难太大。国家整个经济形势困难重重，各方面都要钱，而搞“两弹”花钱多，实在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如果硬拿，不仅影响常规武器的研制生产，而且会拖累国民经济的发展。最好的办法是暂时下马，等国家经济好转后再上，各方面的条件和准备也可以更充分。形象的说法是，不能为了一头牛，而饿死一群羊。这样的意见，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为多数人所赞同。但赞成“上马”的人的意见，是从战略上看问题，认为值得为长远的核盾牌多些投入。暂停只会使已经建立的基础废弃，队伍解散，再上马等于从头再来，这并非解决问题的办法。
张爱萍回忆说，政治局开会，有些人提出上马，也有些人提出下马。有一部分人说，苏联专家撤走以后，我们的科学技术不行，再加上建国刚开始不久，我们的工业还落后，没有苏联的技术援助干不成，所以要下马。又不能不搞，又说等我们国家初步建设起来后再搞。另一部分就主张上马，主要是陈毅、聂荣臻、叶剑英、贺龙等几个元帅。
如果将争论的双方划成阵营的话，军方的态度是鲜明的。陈毅元帅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的话很具有代表性:“中国人就是要把裤子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这句话虽然广为人知，但与陈毅针锋相对的接下来的一句话却不为人所知:“老总啊，你还是把裤子提上吧，光着屁股是搞不了原子弹的。”这样的话在没饭吃的年代，并不难理解，更不能说是完全错误，但在原子弹成功后，似乎被有意掩盖了。
刘少奇则建议把原子能工业的基本情况搞清楚了再确定。据张爱萍回忆，他在华东军区的老上级陈毅专门找他交代调查任务。张爱萍的态度也很明确，“再穷也要有一根吓人的打狗棍”。但他对陈老总说，自己只知道皮蛋、鸡蛋、山药蛋，不懂原子弹。这就是张爱萍的性格，实话实说。张爱萍当时主抓的是核基地建设，核研究的事有人在抓，他不愿意掺和。再说毕竟知根知底，说话也随便些。陈毅的话说出来也很直接，不懂你不会学啊？谁一生下来就会？言下之意，你不能光为原子弹研制搞后勤，该你出头的事，你得出头啊。说归说，下级服从上级是部队的传统，张爱萍不能拒绝。再说了，陈毅也不仅代表他个人，他是代表中央在点将。也许，事先就考虑到张爱萍有可能拒绝，所以才由他的老上级陈毅出马点将？
张爱萍接受任务后，先找了第二机械工业部(即原子能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的刘西尧、刘杰等人，后来又找了核物理学家、核武器研究所的副所长朱光亚等组成了调查班子。
这次调查回来之后，张爱萍当然要向国防部长林彪汇报，林彪的态度同其他几位老帅的意见完全一致，同样很坚决。他说:“原子弹一定要搞下去，一定要响，就是用柴火烧也要把它烧响了。”
这份名为《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基本情况和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的长达五千言的报告得出如下结论:关键不在于投入，而在于组织协同；不在于再投入多少，而在于如何挖掘各部门的潜力；不在于争论上马下马之利弊，而在于如何行动，才能搞成。
这项重大工程，看起来盘子很大，但实际上很多东西都蕴含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之中。这也是之所以得出关键不在投入多少，而在于挖掘各部门潜力判断的原因。这也就是说，在对各部门的投入之外，并不需要增加太多的投入。报告说，共需人民币787万元，折合为110万卢布、120万美金。报告的效率为原子能工业的高效定下了一个基调。这对于平息上马、下马之争，无疑是一个好消息，更令人振奋的是，有了一个兼顾各方的新途径。
张爱萍亲自坐飞机，升至8500米高空试验 调查报告在11月份由二机部的秘书刘正威起草。报告递上去之后，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没有动静，张爱萍备受煎熬。1962年10月19日，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听取罗瑞卿关于国防工业的汇报。刘少奇表示，中央要有专门的机构来抓。十天后，罗瑞卿提交了《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领导问题的报告》。这就有了11月3日“专门委员会”的成立。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原子弹不再由国防科委牵头，而成为全国性的大战略。国防科委成为主要的组织协调机构。可能考虑到自己任副总长事务繁忙，国防科委是兼职，张爱萍在罗瑞卿的报告上提出:“军队方面已有贺、聂和你参加，我不必再参加了，至于属我们要办的具体工作仍照办。供考虑。”
罗瑞卿自然不会同意，研发的任务虽然有赵尔陆负责，但跑基地、盯制造、搞试验这一系列需要协调的事，都要张爱萍出面才行！首要的问题就是，张爱萍要跑各个大区传达专委会议的精神。精神传达下去，各大区都表示积极支持。
中央专委成立后，核试验的步伐大大加快。1963年5月至11月，已成功进行了七次分解爆炸试验。
1964年，是预定原子弹爆炸的年份。同年6月，张爱萍又成功组织了我国自行研制的中近程导弹首次飞行试验，并创造了“连中三元”的佳绩。这些佳绩的取得的背后，是超乎常人的付出和努力。
张劲夫回忆说:“爱萍生病了，身体不好，带着氧气瓶子，也要下去检查，一个一个焊点，一个一个螺丝钉，一个一个零部件，都要检查到。所以他的工作成绩很牢靠，事故很少。”
另外一件事恐怕很少有人知道，空军刚开始运送原子弹部件的时候，张爱萍带着他们跑过好多地方。因为保密的原因，只有他知道所有的部件生产工厂在哪里。
负责核爆取样的伊尔-12飞机当时的正常飞行高度是6000米，而穿云取样要求飞8000到10000米。飞机改装后，才飞到8500米。张爱萍接到报告说，那好，我也去坐坐那架飞机。向他汇报的北京空军作战部副部长恽前程就说，“你不能上去。”因为总参的副总长、核试验委员会的主任上飞机试验，要报军委批准。张爱萍说:“我不上去，我怎么知道你们究竟行不行啊？”张爱萍叫恽前程不要上报，但恽前程不敢做主，还是上报了。吴法宪说:“他要上去，你就陪他上去吧。要好好检查飞机，保证安全。”就这样，他穿了一件棉军大衣，坐在了领航员的位置上，要飞行员指给他看高度表。在8500米高度上飞了一圈，飞行员问:“还要不要再转一圈？”他说:“你们需要转就转吧。”在这个时候，他把自己放在了普通一兵的位置，一切从工作出发，一点也不摆什么臭架子。这次飞下来，他对恽前程说，我心里踏实了。
他自己亲临一线，对别人也就相当严格。“东风-5号”发射前，检验部门说，油路上像是有个阴影。这是要负责任的，于是起了争执。张爱萍说先去搞清楚。结果，七机部的一位副部长亲自爬进发动机舱里，折腾了好几天，检查出一根鞋带。不要小看一根鞋带，如果堵住油路，后果是什么不堪设想。鞋带怎么进去的，接着查。原来是有个装配人员丢了鞋带。张爱萍发话，以后进装配车间，统统把鞋带解下来。这样的规定，据说到现在还在执行。
到了1964年9月，中央开始考虑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时机了。当时有为国庆献礼的说法，周恩来说等送走参加国庆庆典的外宾之后再说。
1964年9月25日上午，张爱萍、刘西尧等向聂帅汇报了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准备工作进展情况，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决策。9月27日，张爱萍和刘西尧返回基地，当天下午即向基地全体参试人员传达了中央专委第九次会议精神。也就在当天晚上，张爱萍在他帐篷门上，写了一个大大的“响”字。
10月4日，正式试验用的“596-1”原子弹装置全部运至马兰试验基地的主控站装配工房，作为备份的“596-2”原子弹装置，则放在乌鲁木齐的专列上待命。张爱萍考虑到罗布泊试验场区的早期规划是苏联帮着搞的，对这个地区相当熟悉，便命令运输组当即想办法隐蔽核弹专列。当时，试验场区人来车往，昼夜不停地布置着各种效应物，一百米高的铁塔已经树起来了，明摆着要有重大的行动。所以，临试验之前，专列又从乌鲁木齐转移到了内蒙古额济纳的东风基地，也就是现在所说的酒泉基地。专列在基地东部的古日乃苏木(碱厂)掩蔽起来。
10月9日，原子弹试验委员会根据试验场区的天气预报，建议将正式试验的时间定在10月15日至20日之间。10日凌晨3点，张爱萍签署了一份试验准备工作情况及试验时间建议的书面报告，仅派李旭阁一个人飞往北京，呈送给周恩来总理。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责任编辑：黄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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