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块红薯

　　王魁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豫东南的一个偏远小村，刚刚经历过“75”中原特大洪水肆虐的田野里，一片荒芜与贫瘠的景象。饥饿，像顽劣的老鼠啃咬腐坏的门窗，在每一位村民的肠胃里蔓延，当然也包括我的叔父们和我的爷爷。

　　该吃晚饭了，所有村民驱赶饥饿的希望就寄托于那全村唯一的烟囱上。于是人们朝着烟囱的方向走去。我爷爷拎着印着“谢庄村劳动能手”的大搪瓷缸子，慢慢的追随着人群——那是他作为村里的饲养员获得的奖品。

　　爷爷是村里的喂牛好手，四肢瘦弱，躯干干瘪，看起来毫无力气的老牛在爷爷的手里，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常常奇怪地变得体肥毛亮，牛劲十足，干起活来丝毫不比正当年的牛犊子差。村里人说，爷爷不仅工作仔细，而且很懂牛的心思。老牛消化功能不好，爱吃铡得细碎的草，爷爷就特别把同一铡好的草料用刀再细细地剁一遍。铡草、撒料、搅拌，爷爷喂出的牛个个干劲大，不生病。所以，两年前，村里评爷爷为劳动能手，并发给爷爷一个大搪瓷缸子，“以资鼓励”。

　　但是，再好的搪瓷缸子里没有饭是对付不了全家人的饥饿的。

　　喂牛其实是一项肥差，为牛准备的香料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吃食，只要少给牛吃一点，偷偷拿回家一搪瓷缸子由豆渣、油饼、玉米粉调配的牛饲料，爷爷全家人都不会挨饿。我奶奶就这样劝过爷爷，但是爷爷从不那样做。“牲口每天干活够辛苦的了，我不能从它口里夺粮。再说，那是公家的东西。”爷爷说得斩钉截铁，理直气壮！

　　爷爷打饭回来了，一缸子可以照见人影的稀饭，八个鸡蛋大的窝头——爷爷、奶奶、我的两个姑姑、三个叔叔和我爹，一人一个。

　　“我没吃饱。”刚十来岁，年龄最小的四叔吃完后，咂吧咂吧嘴，嘟囔了一句。爷爷把还没有吃完的窝头递了过去。“我不吃，你也吃不饱，我不吃你的。”四叔说。他很懂事，他当然知道爷爷故意吃得很慢，等着给自己。“我知道怎么去弄吃的。”四叔歪着黑瘦的脖颈，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怎么弄？”奶奶问。“你别管了，反正我知道。”四叔说着就往外跑。“回来！”爷爷像看出了四叔的心思，厉声喝他。“别管我！”四叔头也不回，冲入了茫茫的暮色。“兔崽子！”爷爷在草屋里跺脚。

　　不多久，四叔回来了，背着手，满身尘土，像是瘦弱的脖颈支撑不起硕大的头颅，头歪歪着靠着门框，挤着眼睛微微地笑。“看！”四叔突然从背后拿出三块红薯。他已经在村前的小池塘里把那红薯洗干净了，红红的皮，饱满的腰，红薯躺在四叔的小手里，就像是三条肥美的鳕鱼。“哪来的？”爷爷冷冷地问。“生产队的红薯地里挖的。”四叔仍微微地笑。“给我滚出去！”爷爷突然大吼一声，一张黑脸憋得发紫。奶奶和姑姑们呆住了，四叔的笑脸也凝固在门框边。“不！我已经吃了一个，这是给你们的。”四叔遗传了爷爷的性格，当然很倔强。爷爷腾地从小木凳上站起来，快速走到门口，啪的一声打在四叔的脸上，四叔手里的红薯也随着震动掉在了地上，摔成了碎块。四叔哭了，但是没有出声，委屈的泪水顺着黑黄的面庞流了下来。“这是干什么，这么大劲打孩子，不就几块红薯吗？回来咱们扔了它。”奶奶拉过四叔，搂在怀里。爷爷仍没有消气，但是，眼睛里已明显地多了一丝怜爱。他指着摔在地上的红薯，朝着姑姑、叔父们说：“不是咱的东西，咱就不能拿，要不就是偷。从小偷红薯，长大了能学好吗？咱饿死也不能去偷。”“大春，”爷爷唤着父亲的名字，“把这东西给我扔粪池子里去。”父亲走过去，一块一块地捡起破碎的红薯，走到屋外，毫不犹豫地将它们扔了出去。

　　“我饿得可真想吃一块啊。可是你爷爷说了，那是偷来的东西，不能要。”父亲向我讲起这件事的时候，仍在回忆当时的情景。

　　几年后，农村改革开始，实行包干到户的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勤劳、能干的爷爷带领着父亲和叔叔们，很快摆脱了贫困的帽子，成为当地的富户。前几年，种地富起来的四叔买了辆卡车，干起了个体运输。听人说，因为四叔诚实、守信，他的活特别地多。

　　如今，爷爷早已不在人世，那个饥荒的年代也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而走远。但是，爷爷留给叔父们正直、倔强的性格和不因三块红薯而泯灭良知的气节却经由叔父们传给我、我的堂弟们，并永远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