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各行业都需疏导压力渠道

　　不仅出租车业，国内各行各业都需要疏导压力的适当渠道

　　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以市委书记薄熙来的直接介入，和市内36家出租车经营企业承诺按市府有关规定下浮“板板钱”(份子钱)，算是有了个不错的结局。

　　事件虽结束，事件所引发的思考和忧虑却远未结束。

　　“我们一喊，市长就管”不值得提倡

　　此次重庆出租车罢运，是因为“板板钱”等负担过重，司机感觉收入和付出不成比例，且长期找不到正当申诉渠道，寻不到解决问题的途径，最终酿成矛盾激化，造成了谁都不愿看到的罢运事件。固然，这一事件最终因市委书记的直接介入，而得到一个比较理想的解决方案，未引发进一步的事态，但如果类似的情况全依靠“领导路线”，既不现实，也不符合文明社会、法治社会的基本规律。

　　近日来，海南三亚、甘肃永登等地，接二连三爆发了类似的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参加者的动机、要求和重庆“的哥”类似，所不同的是诉求更直接——要求市长出面解决。

　　显然，重庆“罢运”事件的迅速解决，一方面体现了重庆市政府对群众疾苦的重视，体现了有关方面的行政效率和办事态度，另一方面却又不可避免地在全国范围形成示范效应，令更多存在同样疾苦的“的哥”抱着“我们一喊，市长就管”的心态起而效尤，造成更多的社会群体性事件。这自然有违有关方面的初衷。

　　这种“罢运”跟风现象的普遍出现，从某种方面彰显了一个事实，即类似重庆“的哥”所存在的困难、问题和忧虑，在其它地方、其它行业也普遍存在，他们的情绪和压力需要疏导，他们的问题需要有人倾听和解决。

　　加拿大“的哥”申诉道道多

　　在加拿大，所有“的哥”都隶属于加拿大出租车协会(CanadianTaxicabAssociation)，这个协会并非单纯“的哥”或出租车老板的组织，而是既有“的哥”、又有老板的混合组织。按照规定，一个司机想成为“的哥”，必须成为该协会会员，挂靠某个出租车公司，缴纳管理费，这和国内的“板板钱”制度是相似的。为了让“的哥”和他们的老板能在同一个协会里平起平坐，平等地讨论各种问题，加拿大不少城市都鼓励出租车公司将股份出售给“入伙”的“的哥”，这样一来，“的哥”对公司有归属感和主人翁感，而公司也因此减轻了负担。

　　由于“的哥”和老板共处同一个协会，彼此间因股权关系，利益有更多的交集，因此协会就可以比较成功地扮演压力缓解阀、矛盾调解中心的角色，成为劳资双方相互沟通、相互交换意见、求同存异的良好渠道，许多本来可能郁积的矛盾和不满，因为有这样一个渠道的宣泄、沟通，而最终得到缓解，避免了更多的群体事件和社会问题。

　　不仅如此，在各城市里，都有直属市政府的出租车管理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监督、协调全市各出租车公司，并与出租车协会的相关分会保持经常性、制度性的例会和其它沟通管道。如此一来，发生在出租车公司和“的哥”间的许多矛盾，以及劳资双方的种种不满、抱怨，都可以较快、较及时地反馈到政府层面，并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解决，令很多隐患在发作之前、之始便得以化解，避免了更多的矛盾计划和社会问题。

　　此外，工会组织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加拿大出租车行业存在全国性的工会组织，是全加工会的下属分会。有趣的是，当劳资矛盾到了前述渠道都无法达成一致的程度，工会在权衡各种因素后，可能会发出罢工指令，但这些罢工都是依法申请获批、事先通知、有序进行的，一旦事先约定的罢工期满，不论目标达到与否都会恢复运营，这就使得罢工对社会秩序所造成的冲击，被约束在最低的程度上。

　　畅通的渠道不仅仅“的哥”需要

　　不仅出租行业，各行各业都需要适当的渠道，以沟通劳、资、管理和消费者各方各面的意见，排解矛盾，沟通分歧，缓解压力；需要适当的渠道，以建立平时的、制度化规范化的上情下达、下情上达渠道，惟如此，才能在最大程度上避免“有矛盾便激化，一激化就上街，不上街难解决”的怪圈，才能在最大程度上确保社会的安定，确保各方面的正当、合法权益不受损害。

　　值得欣慰的是，有关方面已开始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重庆“罢运”事件发生后，许多市民纷纷提议，建立专门的“的哥”组织，作为必要的诉求通达渠道，薄熙来书记也对此明确表态，应“打通这个渠道”，希望这一从教训中得来的认识，能够成为各行业、各地方的共识；更希望这一共识能迅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制度和规范，并成为社会安定、和谐的有力保障。

　　据悉，原重庆出租车行业中只有以公司为主的协会，却没有驾驶员协会，罢运事件后，建立出租汽车驾驶员分会已经纳入日程，或许，比起“我们一喊，市长就管”，这个经验更值得各地引以为鉴。(陶短房旅加媒体人)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