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11月12日,外交部解密了从1961年到1965年期间的外交档案。在本次开放的档案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涉及当年中印边界冲突和中苏两党意识形态论战中的机密文件。很多市民昨天赶到外交部档案馆进行查阅,借阅室一度爆棚。
据了解,本次解密的1961年到1965年的外交档案共有41097件,开放比例达70%,是外交部迄今为止解密档案数量最多的一次。而之前两次外交部开放的档案总数是41000多件。外交部档案馆馆长郭崇立表示,本批开放档案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指示、批示、内部讲话、情况调研报告、双边谈判记录、往来电报等,完整记录了中苏两党意识形态论战的重大事件。
昨天是这批文件开放的第一天,很多市民在得知消息后都前往查阅,外交部档案馆的借阅室挤满了查阅者。借阅室的档案查询处只有两台电脑,基本一直处于排队等候的状态,电子阅览室也一度出现了电脑全部有人,查询者不得不排队等待的场面。三名从上海赶到北京的研究生,为了尽可能多地查阅资料,甚至一个人专门在查询处电脑前查询,一个人在电子阅览室阅览,另一人则负责打印。
历史揭秘
我赴苏人员两年无床睡沙发
国人对苏联专家援华建设的事情已经耳熟能详,但记者在查阅外交部档案时发现,其实在1957年到1960年期间,中国也向苏联派遣了很多专家进行技术援助和其他服务。
1957年,中苏签署协定,要求双方互派的专家都享有同等待遇。但1964年的一份档案显示,中国赴苏联专家的待遇与苏联专家在华待遇相比,差距很大。
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除每月可获得900到2400旧卢布的工资外,中方还给予很多高规格的待遇。如苏联专家工作前,聘请部门的部长将出面接见,各地都为苏联专家建了专门的高级宾馆或招待所,还配有专门为专家服务的商店,凡有苏联专家的单位都配备了专门厨师给专家做饭。每年还有青岛、北戴河、庐山三地作为专家休养点,每天只收费几角钱。
而在苏联的中国专家,很多从1958年之后便没有发给工资,中国专家不但没有免费住宅、医疗援助,每月还要自己出房租、家具费、水电费。一些在苏联工作的播音员甚至因为没有床在沙发上睡了两年多。
1963年,在我国外交部门的抗议下,苏方共计补给中国专家2501146旧卢布,折合562768新卢布。但21名在苏联因公或非因工死亡的中国专家,苏方都没有给予家属补偿。
周总理平淡对待赫鲁晓夫攻击
记者在1964年的档案中发现了一份驻苏大使馆发回的“准备抗议”的函件。1964年,苏联举行“庆祝苏波友好条约签订十九周年大会”。在会上,赫鲁晓夫对我国的内政外交政策和领导人进行了无端的攻击和讽刺挖苦。赫鲁晓夫说:“中国确定用土炉子把钢产量提高到700万吨,孙中山夫人就在自己家窗户外盖了一个炼钢厂,应该说是一个小炉子……”一名苏联领导人访华时问周恩来,你们怎么连鸡蛋都没有了呢?周恩来回答说,我们的鸡没有飞走前就都给吃了,当然没有谁会下蛋了。
对于赫鲁晓夫的攻击和讽刺,驻苏大使馆准备进行抗议,并向外交部请示。外交部领导请示周恩来时,周恩来却很平淡地表示:“此事可不办,因为这类事将来还会发生,抗不胜抗,即使抗议,苏修也要耍赖,结果不了了之。”
邓颖超出访印尼送苏加诺中山装
1963年12月13日到1964年3月1日,周恩来用两个多月时间出访亚非十四国。本次开放的外交档案中,有大量关于周恩来总理访问十四国的档案和资料。
记者在这些档案中发现,周恩来和邓颖超送给外国领导人的礼物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贵重,比如邓颖超出访印尼时为印尼总统苏加诺准备的礼物便是一套“中山装”。
史海回眸
关于中印边界冲突
背景:1962年11月,中印边境战云密布。因两国在边界问题上的争议无法解决,导致两国于1962年10月在边界开始了军事冲突,这就是为我们所熟知的中印边境反击战。此事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多国领导人来函,询问中印边界冲突问题,并呼吁中印双方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纷争。
周总理回信罗素介绍中印边界冲突
记者查询1962年底的外交档案时发现,大量的档案卷宗都是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除中印之间的照会外,还有大量国际社会关注此事的函件。记者发现,从1962年11月13日起,周恩来总理曾在一星期内,向几内亚、古巴等数十个亚非国家领导人通报中印边界情况,客观介绍了中印边界问题的背景和发展。
周恩来在信中写道:“中国一贯致力于和平解决边界问题,中国政府并不灰心,愿意向前看。不管眼前的情况怎样复杂,中国政府谋求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只要还有一线希望,中国政府将继续寻求和平解决的途径,主动创造有利于停止边境冲突的条件。”而周恩来在写这些争取和平的信件时,中国边防部队已打退了印军的大规模进攻。
解密的档案显示,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曾写信给周恩来总理,希望中印双方能够尽快停火撤退,通过磋商解决争端。
对于罗素的来信,周恩来总理和外交部给予高度关注,周恩来总理给罗素回了一封长信,详细介绍了中印边界的历史形成问题。
在印度挑起冲突后,周恩来积极主动地通过外交努力,让国际社会客观了解到冲突的真实情况,争取支持。
关于中苏两党意识形态论战
背景: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以后,苏共领导、报刊和在苏共影响下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领导连篇累牍地发表决议、声明,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一些党。1963年3月,苏共中央向中共中央来信,指责中共偏离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中共中央在当年6月13日公开发表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苏两党意识形态争论逐步公开化。
苏联驱逐我方人员周总理写声明
档案显示,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发表后两周,出现了苏联驱逐中国外交官和公民的事件。
1963年6月27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向中方照会称,苏联外交部和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多个城市的机关都收到投诉信,称中国驻苏大使馆工作人员和一些在苏的中国公民非法散发中共中央1963年6月14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件。
苏方称,6月18日到21日,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梅文岗、鲁培新等将这个文件送到莫斯科的苏联各机关。中国留学生负责人刘道玉带领中国留学生在学校宿舍内到处散发。
苏联外交部称,梅文岗等3名中国外交人员和刘道玉等两名中国公民是在苏联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中国立即召回。
6月28日,外交部在周恩来的批复下给驻苏联大使馆发电称,“国内将发表声明予以揭露,同时对于点名的五位同志应停止对外活动,迅速乘飞机回国,以免意外,国内将准备热烈欢迎。”
6月29日,周恩来亲自写了声明,声明苏联的借口是站不住脚的。我国人员散发中共中央正式文件是正常活动,苏联在华机构和人员也一贯进行同样活动,4月3日,苏联在华人员就散发了苏共中央3月30日给中共中央的信,而当时该信还未公开发表。
声明表示,尽管苏联政府在中苏两党会见前夕采取了这样无理和不友好的行动,中国政府仍将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办事,不会对苏联在华机构和人员采取措施。
在周恩来汇报此事的信函中,毛泽东批复“很好、照办”,并特别标注“特急件,退总理”六个字。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郭鲲
(责任编辑:王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