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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一家挨一家的破败工厂，如今变成了博物馆、体育场和成片的居住小区、购物中心。仅仅6年时间，过去一片萧条的沈阳市铁西区变得让黄秀英这样的“老铁西”也感到陌生。
11月10日，68岁的黄秀英老人一早来到位于沈阳市铁西区卫工街的铸造博物馆。
博物馆由原沈阳铸造厂的三栋厂房改建而成，那是黄秀英老伴以前工作过的地方。冲天炉、闷火窑、转盘车、碾砂机，博物馆里这些寂静无声的大家伙让老人既熟悉又陌生。
铁西区曾被誉为“共和国装备部”。在该区建设大路以北2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集中了沈阳市60％以上的工业资产、工业产值和75％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曾为新中国的工业体系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然而，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这个典型的国家老工业基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不进反退，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自2002年沈阳市大手笔启动铁西整体搬迁改造至今，已有包括沈阳铸造厂在内的230多家企业陆续搬离。
“共和国装备部”陷入困境 “看看那部纪录片，就知道当年的铁西区是什么样了。”沈阳市铁西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振中说。王振中曾任铁西区工业改造指挥部副总指挥。
王振中指的是曾获国际大奖的纪录片《铁西区》。昏暗的厂房、等待下岗或已经下岗的工人、脏乱的棚户区……镜头真实记录了处于绝境中的铁西区，记录时间是1999年到2000年。“我闻到了铁锈味。”一位评论人这样描述自己看完《铁西区》后的观感。
上世纪最后10年，市场经济大潮扑面而来，正是铁西最艰难的时候。
辉煌时期拥有3万多人的沈阳重型机械厂，生产出过新中国第一台五吨锤、第一台水压机、第一台球磨机，曾被称为“中国重机工业的摇篮”。沈重是一家典型的大而全的国有企业，从幼儿园到小学、中专、职工大学，从职工医院到招待所、公安处，应有尽有，但就是没有自己的销售部门。
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实行价格双轨制，习惯围绕计划指令转圈的沈重与铁西区的大多数企业一样，开始感受到市场的压力。进入上世纪90年代，大部分国有企业就像一个负重前行的老人，已经显现出设备陈旧、工艺落后、经营机制僵化、生产效率低下、社会负担沉重的通病。
“到了市场经济阶段，得自己揽活，和南方的小厂竞争。我们能干的人家也能干，他的人还少、负担轻、价格便宜；我们的人多、管理费高、东西贵，干得还慢。这样一来，我们厂的生产任务就开始减少。”沈阳重型机械厂原厂长黄松涛说。
产品单一，市场萎缩，工厂开开停停，无法正常发放员工工资。退休工人每个月只能领300元生活费，还经常拖欠。“工人自嘲是"三资企业"，只有新年、春节、国庆节才能发三次全额工资。"开资没有号，工作没手套，洗手没肥皂"，企业那时候就是顺口溜说的那样，前所未有的困难。”沈重集团动能公司党总支书记赵立泉说。
最困难时期，沈阳铸造厂、沈阳机床三厂、中捷友谊厂这样的拥有成千上万工人的大企业，账上几乎没有现金，银行不愿放贷，濒临破产。“领不到工资和退休金的工人，经常就把建设大路堵了。一堵路，政府和企业就得想办法筹钱开支。工人把建设大路戏称为"建设银行"。”王振中说。
2002年，谷春立调任铁西区区长。摆在他面前的是一本让人心情沉重的大账本：
30多万产业工人，近半数丢了饭碗；1100多家大中型国企，大多数债务沉重，资产负债率高达90％以上，欠银行债务260亿元，拖欠职工工资、生活费、医药费、采暖费、集资款、社会保险缴费、丧葬费等达35亿元。
为帮助这些国有企业解困，从1986年到2002年年初，各级财政共投入资金约350亿元，但仍解决不了问题。重振铁西，始终面临着几大难题：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这些以高能耗、高污染和低效益为特征的传统工业如何转型？企业老化的机制如何转换？
从试行承包制到减税让利，从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到零价格出售，“20多年来，各种招都想遍了。实践证明，单就企业论企业，就技术改造论技术改造的路，根本走不通。”王振中说。
企业想死都死不成咋办 “过去，我们着眼于具体解决某家企业和某个产品的困境，而不是整体通盘考虑，一直收效不大。当时有一句话："企业不改造是等死，改造了是找死。"”现任铁西区区长李松林说。
从2002年6月开始，沈阳市对铁西区开始了一场脱胎换骨式的改造。当年6月18日，“慕马大案”之后的新一届沈阳市委、市政府作出重大决策———将铁西区和张士经济技术开发区合二为一，对建设大路以北的企业从城中心地区搬迁至位于郊区的张士开发区，腾出的土地用于发展商贸、住宅、娱乐、休闲、文化等第三产业。
在李松林看来，“腾笼换鸟”模式跳出了“就企业论企业”的旧思路，将工业基地改造与城市功能区重新布局结合起来，意味着“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等一系列难题有了破解之道。
铁西区的具体做法是，将破败企业和高污染企业整体搬迁至开发区。腾出的城中心地区，大力拓宽道路、种草植树，新修湖渠水面，改善环境，以提高土地价值。用出售土地的差价收益，解决原厂债务和职工安置问题。与此同时，大力推进企业机制转换，使新厂轻装上阵，并拥有足够的资金进行技术改造和设备升级。
规模浩大的铁西再造拉开序幕，沈阳黎明毛纺厂幸运地成为了“试验田”。
2002年年中，黎明毛纺厂、浙江新湖集团和铁西新区土地储备中心签署协议，将黎明毛纺厂18万平方米的地块和地上建筑，以每平方米700元出售给浙江新湖集团。前者获得了宝贵的1．16亿元现金补偿。
黎明毛纺厂所属的沈阳华岳纺织集团资产部原部长范昆是这一历史转变的见证人。他给记者算了笔账：开发区土地每平方米价格为200元，新盖11万平方米的厂房，土地成本只需2200万元。出售土地和新购土地之间每平方米有500元的差价收益，为拯救黎明毛纺厂留下了巨大的腾挪空间。
在张士开发区购地、盖厂房和购买前期设备，总共投入9300万元；用600多万元，解决了500多名职工的失业并轨，与企业脱离关系；另用600多万元，解决了部分长期拖欠的离退休职工生活费和职工工资、医疗费和集资款；后期投入购买设备、安装、调试等花费2000万元。“这让我们初步卸掉了困扰企业的沉重债务、冗员包袱，转换了管理机制，相当于再造了一个全新的大型毛纺企业。”范昆说。
要知道，2002年前，由大型国有企业沈阳第一毛纺厂和第二毛纺厂重组而成的黎明毛纺厂还处于停产、工人无工资可开的绝境。当时的黎明毛纺厂想死都死不了，因为还拖欠着近两亿元的内外债务。
作为第一家整体搬迁的上规模企业，黎明毛纺厂是6年来铁西区230多家大中型国企突围的缩影。
首任区长被称为“谷扒” “试验田”效果不错，沈阳低压开关厂被列上了搬迁企业的名录。当时的沈阳低压开关厂，欠职工各种内债6000万元、外债1个多亿，已经资不抵债。但让王振中和他的同事们没想到的是，搬迁过程却“异常艰难”。
铁西区工业改造指挥部工作人员第一次到低压开关厂，就吃了闭门羹。工厂是工人的命根子，拆完了怎么办？工厂搬迁有没有规划可依？有什么法律依据？搬迁按什么标准补偿？工人们提出了一串疑问。
但解决方案尚在酝酿当中，根本没有现成的答案。“当时别说在岗工人不理解，离退休工人不理解，就是在职干部和厂长也不理解。工人们甚至组织了护厂队，保护工厂。”王振中说。
区领导亲自上门，与工人对话，反复沟通，反复协调，仍旧得不到理解。一次，上门动员搬迁的工作人员与工人一语不合，遭到围攻。警察闻讯赶来，可进不了工厂大门。一直等到区长谷春立和王振中赶来。
一位抗日时期加入革命、在低压开关厂工作多年的离休老干部质问谷春立：“工厂的一砖一瓦都是我领着建的，花了国家多少钱！拆了，你不心疼吗？”
“我当然心疼。”谷春立说：“可这么大的一块土地资源不能有效利用，厂里那么多工人失业在家，铁西不能发展，我更心疼。多少年了，想尽了办法，都不能让工厂起死回生，只有整体搬迁一条路。”
反复劝说下，谷春立给出的承诺终于让工人们有所松动。“当时我们承诺由区政府先拿出几百万元，解决部分工厂拖欠工人的工资、生活费和集资款。”工人们同意召开职代会，终于通过了搬迁方案。
低压开关厂的工人很快看到了搬迁的好处。厂区原有土地6万平方米，出让所得1亿余元，其中的6000万元用于偿还拖欠工人的工资、生活费、取暖费、丧葬费和部分医疗费。“应该说，工人对结果基本满意。我们足足用了一年时间，才让铁西区的企业认识到了整体搬迁的好处。”王振中说。
曾经闻名全国的沈阳鼓风机厂、沈阳冶炼厂等，相继走上了搬迁之路。截至2007年年底，铁西区共有230多家企业迁往开发区。这些企业搬迁后腾出了近8平方公里的土地，土地出让使铁西区获得了140多亿元改造资金。
作为铁西改造这一重大决策的执行者，铁西新区首任区长谷春立被铁西人送了个外号——“谷扒”。
企业如何在搬迁中脱胎换骨 “铁西整体改造，并非简单的出售土地和位移，”李松林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它意味着，过去我们粗放的工业发展模式，将向以新技术、低能耗和高效益为特征的新型工业发展模式转变。”
最早搬迁的黎明毛纺厂就在搬迁中实现了再造。搬迁至开发区后新组建的企业，与米其林轮胎、可口可乐和乐凯胶卷等知名企业为邻。花园式厂区绿化率达40％，花团锦簇，窗明几净。从意大利引进的目前国内最先进的后染整设备，使年生产能力扩大到300万米。
同样实现再造的还有沈阳鼓风机集团。搬迁之前，效益相对铁西其他企业还不错的鼓风机厂一直想扩大生产规模，却无能为力。当时厂区占地18万平方米，新产品试车缺乏空间，发出的噪音还扰民。另外一个困难就是缺乏资金，企业负债率达60％以上，银行不愿意放贷。
搬迁到开发区的鼓风机集团，整合了另外两家企业，占地面地扩大到80万平方米。同时，原有厂区土地出让也部分解决了扩大生产规模的资金来源。“今年我们销售收入有望突破80亿元，企业上了新台阶。”沈阳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邓长辉说。
再造后的沈阳鼓风机集团吸引了美国通用电气和日本三菱等国际巨头，纷纷要求股权投资。“过去，我们上门求人家都不愿来投资。”李松林说。
据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董峰介绍，目前整体搬迁的企业分三类：一是能做好的企业做强，例如沈阳鼓风机集团、沈阳重型机械厂和沈阳矿山机械厂重组后的北方重工等；一是能做大的企业通过整合做大，如多家企业整合形成的沈阳装备集团；还有一类企业，要产品没产品，要市场没市场，则在拆除后彻底退出市场。
“最后一类企业，多数属于高污染、高能耗，即便通过搬迁腾挪也救不活，只能彻底退出。”董峰说，在搬迁过程中，异地重组的企业没有简单地复制旧有的生产模式。“企业必须实现技术设备升级换代和资源整合，不符合低能耗和环保要求的企业，坚决不许进入开发区。”
过去，沈阳机床集团、沈阳重型机械长、沈阳鼓风机厂等多家工厂相邻，却分别拥有自己的铸锻分厂，巨大的锅炉日夜不停地吞噬煤炭，排放浓烟。搬迁到开发区后，所有企业的铸锻车间合而为一，组成一个铸锻产业园。有铸造、锻造需求的企业，将与这个产业园按市场规则进行交易，这就使过去的分散污染、资源浪费得到了有效控制。
“这个产业园采用了最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力求实现高效益、低能耗和最低的排污量。”董峰说。
2007年搬迁至开发区后，原沈阳铸造厂整合为现在的沈阳铸锻工业有限公司，成为一家专业化的铸锻公司，为开发区的企业提供铸锻件配套。再造过程中，沈阳铸锻工业有限公司得以按照国际标准来组织生产工艺、流程和设备。
在搬迁中淘汰装备落后、污染严重、耗能高、效益低的工业企业。目前，冶炼、水泥、草浆造纸等重污染行业已全部退出中心城区。
棚户区土地如何升值 4年前，41岁的郑立辉在“新湖·北国之春”买了一套房子。如今，这个小区的楼房均价已翻了将近一倍。这个原沈阳第一毛纺厂的老工人，此前从没想到过，自己有一天能住到这里来。
这个小区曾是沈阳第一毛纺厂和第二毛纺厂所在地。“我住的那栋高层塔楼是原来的毛料仓库。”郑立辉指着自己住的房子告诉记者。
浙江新湖集团董事长邹丽华当年在购买土地协议书上签下名字时，遭到沈阳当地同行的嘲笑：铁西那地方的土地，还值得花每平方米700元去买？
2002年前，别说开发商不愿到铁西，沈阳当地人也不愿意住到铁西区。“那时候，我们早晨出门绝对不穿白衬衣。溜达一圈儿回家，衬衣就分不清颜色了。”郑立辉说。
铁西区是沈阳市工人的重要聚居地，房子常年失修，垃圾、棚户区和违章建筑随处可见。40平方公里的城区，没有一家大型商场，没有一家星级酒店，生活配套设施严重缺乏。
在大规模搬迁工厂的同时，铁西新区对环境动起了“大手术”。“只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才能吸引房地产商等投资者来投资，土地才能升值。”李松林解释说，也只有发展起来的第三产业，才能充分吸纳数量庞大的下岗失业工人，解决“人往哪里去”的难题。
2004年3月23日，沈阳冶炼厂3根高达170多米的烟囱在市民的注目中轰然倒地。始建于1936年的沈冶是一家大型综合有色金属冶炼厂，曾是共和国国库和财政的象征。
但该厂落后的传统生产工艺，导致资源消耗高、排污量大。3根烟囱排放的二氧化硫和烟尘，形成面积达50平方公里的重污染区。随着沈冶停产，3根烟囱倒地，以该厂为中心的局部重污染区域消失了，沈阳市城区空气二氧化硫浓度达到了国家二级标准。
传统工业给沈阳留下的高大烟囱，有近6000根。目前，这些烟囱基本被拆除，一大批高污染企业搬离城区。铁西区的环境变化有目共睹：
建设大路以北新建的绿地，取代了过去的厂房和烟囱锅炉；正在建设的苗圃森林公园，形成错落有致的城市森林景观和“绿肺”系统；过去遍布的棚户区已全部消失，全区绿化率达32％以上。
生态环境脱胎换骨，腾出的大片土地吸引了众多外来投资者。
北二路过去被戏称为“下岗一条街”。现在这条街上，经营大众、通用、丰田等知名汽车品牌的“4S销售店”达40多家，玻璃房子透着现代和气派；重工街上，东方家园、香江大市场等现代家居超市生意兴隆。
“我小闺女就在那边的超市上班。”姜大妈指的是仙女湖北数百米外的“家得宝”大型家居购物超市。已是傍晚，超市仍然灯火通明，门前的大型停车场人来车往。6年前，这里还是破败凋敝的工厂厂区，姜大妈的小女儿已经下岗多年。
房地产市场发展带动起来的装修装饰、家政服务、餐饮和商业物流等第三产业，每年能提供两万个左右的新增就业机会。“只要不挑不拣，几乎所有下岗失业人员都可实现再就业。”铁西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朱祥和说。
下岗工人如何分享改革成果 商家毕至，使得铁西区城区地价迅速上涨至现在的每平方米3800元，6年来地价年均涨幅31.3％。商品房平均单价从2002年的每平方米1800元提高到每平方米4700元，年均增长27.1％。目前全区在建项目共有49个，在建项目总面积达130万平方米。
仅土地出让金一项，铁西新区6年就筹集资金约140亿元。统计显示，铁西新区2007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67亿元，是2002年的4.46倍,年均增长29.5％；财政收入46亿元，是2002年的6.15倍,年均增长39.5％。这是铁西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增长。
但是，也有人认为，铁西区改造其实就是炒高地价。有人则担心，原来居住在铁西的下岗失业工人，无法享受铁西改革带来的成果。
李松林认为，刨除过去铁西地价过低的不合理因素，与铁西年均高达30％的GDP增幅、40％左右的财政收入增幅比起来，近几年的房价增幅在合理的范围内。“铁西区几任领导坚持一个原则，财政收入快速增长，首先用于回报为国家作出过巨大贡献和牺牲的工人。”他说。
铁西区拆迁危旧住宅和棚户区，按市场价格给予被拆迁户经济补偿，同时在回迁时，几乎按成本价出售给回迁户。6年来，享受增加居住面积的铁西人达20万。
李松林算了笔账：6年来，铁西为企业再造、转制重组投入45亿元，解决企业职工从企业人向社会人转变、补充社会保障方面投入13亿元；新修博物馆、青少年宫、体育场等公共设施，投入12亿余元；其他的投入还包括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整体环境改造等。
作为长期跟踪研究铁西改革的学者，沈阳理工大学社会经济研究所教授巴俊宇最担心的是失业群体中的“4050”人员。这个群体在13万失业者中占绝大多数。“他们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正是家庭的顶梁柱。这个时候失业，让他们的家庭变得格外脆弱。”巴俊宇说。
2005年4月，铁西新区正式发布《城乡群众特殊困难社会救助暂行办法》。该办法共50条，着眼于在全面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上，重点向城市低保户和农村特困户倾斜，尤其关注因病致贫、因残丧失劳动能力的低保家庭。这是东北地区建立的首个弱势群众社会救助制度。
“《暂行办法》的实施，意味着当时铁西区改造已走出低谷，政府开始腾出财政余力来推动社会事业的发展，让老百姓分享改革带来的成果。”李松林说。
李秀芳是这一系列措施的受益者。2000年从一家集体企业下岗的李秀芳，当年夏天开始在建设大路上一个立交桥下擦皮鞋。那年，她32岁，正是人生黄金年龄。皮鞋一擦就是6年。
“每天天蒙蒙亮就去，到晚上十点多钟。连擦带修，一天能挣个三四十元，好歹比在原单位强多了。那时候桥下一溜，20多人，全部是下岗女工。逢阴雨天，就做钟点工。”刚至中年，李秀芳过早迈入了人生的黄昏。
2006年，铁西区政府为特困户和“4050”人员购买3000个公益岗位，李秀芳被列为特困户，报名做了交通协勤。常年病重的丈夫两个月前去世。“大部分医药费政府都报销了，看病没怎么花钱。现在做交通协勤，一个月收入1000多元，刨掉社保，我和儿子还能余下600多元。”李秀芳说。
朱祥和告诉记者，正是得益于近年的财力增长，铁西区才能为全区人民初步构建起了一张社会保障网。至2004年年底，13万下岗工人实现了失业并轨，过去拖欠多年的养老保险得到补缴。同时，建立起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李秀芳这样的特困人群，则可以享受最低收入保障。在铁西，凡人均收入低于320元的家庭，均可以补充至人均320元的收入水平。
这在6年前的铁西几乎不可想象。“铁西目前的社会保障水平虽然还谈不上高，但基本与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我们的目标是，基本保证老百姓能吃上饭，不至于看不起病。”朱祥和说。
金融危机下的铁西区 2003年开始，在投资和出口带动下，中国经济迎来一轮高速增长。在李松林看来，铁西区改造成效显著，也得益于过去几年快速增长的国内外市场需求。“人努力，天帮忙。我们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战略机遇期。”他说。
2007年席卷全球的次贷危机，引发了中国经济的新一轮调整。谁也无法预测，这轮调整会持续多长时间。投资和消费减少，铁西过去靠地价、房价上涨搬迁腾挪的路还能走下去吗？宏观经济整体下滑，受影响最大的就是铁西的装备制造业，铁西的国企改革是否会受到影响？
宏观经济调整，房地产和汽车行业首当其冲。这两大支柱产业涉及石油、化工、钢铁等多个行业。“钢铁、石油化工是装备制造业最主要的需求行业，一旦这两个行业冷下来，对沈阳鼓风机集团的影响不言而喻。”沈阳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邓长辉此前一直关注中央应对经济调整可能提出的对策。日前中央政府新出台的4万亿刺激经济措施，让邓长辉长长出了口气。
“目前铁西的积累，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抗风险能力。不过，无论宏观经济形势如何变化，铁西都只有继续推进改革，没有回头路可走。”李松林说。
本报北京11月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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