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机构专门化彰显司法进步

　　第一看法

　　傅达林

　　从有效解决社会纠纷的长远机制看，司法维系法治所依赖的并不应当是什么类型案件都能断的法官，而更多仰仗的是精通某一领域审判经验的专业性法官

　　审判机构专门化彰显司法进步

　　近来，有两条关于专门审判庭成立的新闻惹人注目。一个是，江苏首个劳动争议专门审判庭在南京市玄武区法院成立(11月17日《法制日报》)；另一个是全国首家金融审判庭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成立，今后将建立法院与金融监管部门的信息交流制度、法院与金融机构的情况通报制度，了解金融行业的司法需求，并通过案件数据统计和案例分析对金融机构提出有针对性的司法建议(11月17日《中国青年报》)。

　　两个专门审判庭的成立，都可以说是应运而生，大量专业化纠纷案件的涌入，给传统的审判机构带来智识和精力上的巨大压力，由此催生出专门的审判庭。对于前者，当前社会上劳动争议案件日益增多，并具有群体性纠纷多、新类型争议多、突发性争议多等特点，客观上给司法处理劳资纠纷带来了新挑战。仅在南京市玄武区法院，今年前10个月新收案件就是去年同期的5.6倍。正是在这种审判压力下，劳动争议审判庭才从原来的审判机构中脱离出来；而对于后者，据了解，仅2006年以来，上海浦东新区法院受理的各类金融民商事案件就高达5603件，案件范围遍布银行借款、信用卡、担保、证券、期货、保险等各个领域，涉案标的总金额达16.55亿元。很显然，专门审判庭的诞生，正是为了应对金融案件数量猛增、涉案标的不断“飙升”的社情。

　　现代社会，随着专业分工的精细化，社会纠纷也出现专业化和复杂化发展倾向，从而使得传统的民事、行政、刑事审判庭难以应对一些专业领域内的纠纷。因为在这种相对笼统的审判机构中，法官的业务能力难以形成专业分化，更缺乏对某一类案件的长期审判实践和经验的积累，这势必会影响对一些十分专业的纠纷的判断与处理。从某种程度说，法官断案犹如医生治病，我们判断一名医生的专业素质高低，往往并不在于是否什么病都能治的“通才”标准，而恰恰反映在“术业有专攻”和医生对一些疑难杂症的诊断和治理上；同理，从有效解决社会纠纷的长远机制看，司法维系法治所依赖的并不应当是什么类型案件都能断的法官，而更多仰仗的是精通某一领域审判经验的专业性法官。

　　法律向来是一项精密的科目，内部分化十分复杂，这要求执掌它的人必须经过长期的浸淫才能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正因为如此，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行业越来越显示出精密化分工的趋势。在美国，其律师分化已经细致到保险、移民等这样的专业领域，而对一些家庭事务纠纷的审判，法律还要求必须聘请专门的家庭事务律师。这种法律职业的精密分化，必然要求处于法律帝国知识顶层的法官队伍迈向专业分化，成为不同领域内的“行家里手”，如此才能确保法院在各种专业领域的纠纷中应付自如，不致于审判中受到专业律师的影响。

　　相对而言，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的时间还不长，法律职业的分化远不如国外那么明显。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纠纷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法律职业也开始表现出明显的细化趋势，在房地产、知识产权、劳动纠纷、金融等领域都形成了专业性的律师。在这种背景中，在原有审判机构的基础上，根据社会纠纷的密集程度分化出相关的业务审判庭，无疑有助于各类专业化纠纷的解决。因为这种审判机构的专门化，必将带来法官队伍的知识化，催生出一批在某一领域非常专业且深谙此类案件审判规律的专业型与经验型法官，从而为化解专业化纠纷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例如在上个世纪末，针对我国知识产权纠纷的增多，一些地方法院成立了知识产权审判庭，十多年来不仅审理了大量知识产权新类型案件，为知识产权司法审判与立法提供了生动的案例与实践，也培养了一支审判经验丰富、理论造诣精深的知识产权法官队伍。

　　总之，社会分工的细化体现了人类的发展与进步，而审判机构的专门化也体现出司法的发展与进步。日益复杂而精密化的社会纠纷呼吁司法组织的专业化，反过来，审判机构的专门化也将有助于各类社会纠纷的有效解决。所以，根据社会纠纷的种类、特点和数量，适时分化出不拘一格的专门化审判庭，对于发挥司法的社会功能、促进司法自身的壮大发展，都具有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