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所民办学校的两种标本意义

　　两位“十大杰出人物”

　　两种不同的选择

　　古典管理学之父法约尔说：“好的轴心，是高等管理绩效的必备因素。”

　　在学校教育方面，这条原则有了更复杂的衍生。

　　有趣的是，记者翻开全国民办教育“十大杰出人物”名录，两个名字赫然在目：海亮总校校长孟章焕和杭州远东外国语学校校长范国强。他们两人分别在2004年和2006年获得了“十杰”称号。

　　同样是民办教育的先行者，他们领导的学校却有着不同的命运。

　　接通范国强电话时，他正在北京忙碌着。远东学校被政府接管后，他不再办学校了，现在北京一所大学的历史文化研究所工作，今后他要把工作的重心转向中国优秀历史文化研究。

　　“2000年以后，浙江民办学校纷纷成立，生源被瓜分了。而那几年远东却扩张太快，办学成本大大增加，资金困难导致了各种危机，这种危机很快体现在了学校整体风气上。”说起远东，范国强有很多话要说：“这两年发生了很多事。1.52亿元还掉了银行的债务。至于我个人，我不会以资产的数字来衡量成功与否。现在远东学校没有了，我谈不上失落和痛苦，相反我感到轻松。”因为“作为一个民办教育的探索者和先行者，我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

　　纵观我国的教育投入，上世纪90年代以前是严重不足的，1993年范国强创办远东学校，也是在响应国家的号召—以社会力量办学补充国家教育投入的不足。

　　范国强认为，学校办不下去的根本原因是这几年国家教育政策的巨大变化，即开始由国家来办教育，国家教育投入大大增加，免费义务教育实施，这对于以收费为经济来源的民办教育来说，发展空间已经非常有限了。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的这句名言是范国强的座右铭。“这么多年来，我倾尽毕生的力量努力办好一所学校。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最后把学校转让给政府来处理，也是本着维持稳定的愿望，毕竟几千人的学校，万一处理不当，社会影响的辐射力是很大的。”

　　与范国强的优柔多虑不同，记者在海亮见到孟章焕校长时，他的眼里更多的是坚毅和果决。

　　采访孟章焕的过程中，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以育人为根本,以质量求生存,这是闯市场的硬道理。”

　　周围人都说，孟校长是一位有能力也有抱负的领导。25岁时他就当上了重点中学的校长，30出头就已在教育管理部门任要职，领导海亮9年来，一直把学校的办学质量和生存平衡得很好，学生人数年年增加，多的时候每年上千人，少的时候也有三四百人。

　　谈到民办教育的前景，孟章焕的观点是，我国的受教育人口和对教育的高质量需求，在今后的发展中不会减少而只能增多。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人民生活的提高，人们对高质量教育将有更大需求。而且从全世界发达国家走过的经验来看，人们对教育的需求只会越来越高。“今后，义务教育水平将提高，高中入学率和普及率会逐步提高，高教的大众化步伐无疑将会加快。而民办教育为教育多元化提供了保障，所以发展空间是十分巨大的。”

　　但目前大众对民办教育有很多偏见，这固然与社会舆论导向有关，但也与民办学校本身的一些问题有关。“未来国家法制建设将会加强，社会大环境将会改善。另外民办教育本身经历了这段困境和低潮之后，经过市场的筛选，自身也将得到加强和升华。”

　　谈到民办教育的意义，孟章焕说：“教育经费的政府投入，不会一步到位，将可能会长期困扰我国的教育事业。发达国家的教育经费占到GDP的6%－7%，世界平均水平为4.9%，欠发达国家为4.1%，而我国则为2.8%，教育经费明显不足。经费不足将是国家发展教育的大瓶颈。因此，归根结底，只能继续发动社会力量兴办教育。”

　　中国民办学校的困境与守望

　　民办学校几家欢乐几家愁，整个行业也面临着“教学难”、“招生难”、“经营难”的困难。教育家刘道玉感叹说：“中国的民办教育太难啦！在今日之中国，既缺少教育慈善家，也缺少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实业家和教育投资家，倒是不乏以盈利为目的的炒作民办教育的商人。”

　　专家认为，认识误区只是民办教育陷入困境的表现，体制环境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尽管我国的民办教育走过了20多年的风雨历程，但在许多人甚至包括一些教育主管部门管理者的观念中，仍然存在着对民办学校的五种论调：一是多余论。认为民办学校存在的必要性不大，只要公办学校办好就行。二是冲击论。认为举办民办学校对公办学校造成冲击，公办学校培养人才就业都难，何况民办学校。三是盈利论。有些人只要一提起民办学校，就认为是以办学为名行赚钱之实。四是怀疑论。对民办学校持不信任态度。五是过渡论。认为民办学校只是一种过渡性教育，早晚要被公办学校取缔。

　　业内人士因此指出，民办教育陷入窘境，与政府政策的偏离不无关系。一方面是制度鼓励，另一方面却是政策紧缩，“宏观肯定，微观否定”。尽管2004年《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的出台，进一步向民办学校表明政府支持民办教育发展的决心，但是，制度付诸实践毕竟需要一个过程，更何况实施条例中“关于公办学校可以举办民办学校的规定”，在客观上已经导致了竞争的不公平性。所以，地方民办教育立法和政策制定，无疑更值得期望。

　　2005年1月4日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盛霖在《经济参考报》上指出，稳定市场价格是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政策。除了要稳定粮价外，针对公用事业和服务类价格中的“学费贵”的群众呼声，李表示，“2005年要重点整顿规范教育收费和医疗服务价格秩序。”“明确改制学校和民办教育收费政策，完善高校收费政策。……学生家长有理由对减轻负担抱有期待。”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在教育收费问题上的表态，暗含了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改制学校和民办教育收费是群众呼吁治理的对象，所以才要对这两种学校用政策来规范。

　　从这些意义上来讲，法制与政策无疑是民办学校困境与守望的最重要两大因素。

　　延伸开来，法制的细则制订与政策的终端落实，最终要靠地方政府的行政手段，所以地方政府在民办教育的落实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诸暨能以一个县级市的身份，站在整个华东地区民办教育前列的深层原因。

　　另外，民办学校自身因素也不可忽略，令人欣喜的是，近几年民间自发对民办教育的约束规定也开始产生，拿温州来说，当地民办学校协会已经出台《温州市民办教育机构自律公约》，规范民办教育机构健康协调发展。在市场经济发达的温州，在民间行业协会相对发达的温州，这样的做法值得民办教育界关注。

　　当然，资金更是不可忽略的大因素，在民办教育发展很火的年头，我们常听到的一句话是，钱不是问题，关键是有没有好教育项目。

　　其实，钱真的是问题，否则民办教育争取获得银行贷款的事情就不至于引起那样的关切了。而在举行过几次的“民办教育投融资论坛”上，众多的参会者都是带着项目去，却没有见到几个扛着钱来的。这都是事实。

　　那么，到底有没有钱愿意进入民办教育呢？2005年1月3日《全球财经观察》刊登了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企业金融集团副总裁Joe Chang的文章。文章说，中国的民办职业教育，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外资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但是又因为政策的限制以及市场的成熟度不够，外资对是否进入犹豫不决。

　　此外，舆论因素也是民办教育事业避不开的话题，近年来，导致民间对教育产业化的批评达到至高点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教育高收费、教育腐败以及教育产业泡沫。

　　但至少有一点值得守望：中国的教育要发展得好就要多元化，教育不是一家的天下。政府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一方面要大开民办教育的门。另一方面，直面解决法制、政策、地方政府、自身、资金、舆论六大因素，也是民办学校插翅腾飞的必由之路。 ■

　　相关背景：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1980年至今，在统计数字完整的76国中，民办（私立）学校在校生占全国在校生百分比，有所增加的有39国，有所减少的有19国，保持不变的有18国。

　　另有数据显示，2007年，日本和印度民办学校在校生都占到学生总数的70%以上，这个比例在菲律宾和韩国更高，分别达到86%和75%。即使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如孟加拉国、巴西、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及印度也都在60%左右。

　　相比之下，中国民办教育的比重要低很多，最近的数据是，到2005年，民办教育占普通高等教育的比例为10.47%；占普通高中和中职的比例仅为8．21%。近几年，政府进一步加大了对公办教育的财政投入，但与此同时相当数量的民办学校却因各种原因陷入困境。今天，民办教育在中国教育“大盘”里的份额可能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