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中环境协会理事长：农村改革要坚持中国特色

　　农村改革要坚持中国特色

　　——访日中环境协会理事长宋青宜女士

　　■观察记者 邹建中

　　核心观点：

　　——要解决“三农”问题，就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的道路，就需要一个坚强有力的执政党来领导农村的改革。

　　——国有企业，应该成为“以工哺农”的主力军。只要是有条件的国有企业，应该不失时机地“上山下乡”，把现代化的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带到农村去。

　　——中国的城市化最佳路径是在农村“诞生”新的城镇。如果，将农产品的加工放在原产地进行，或者相对集中于某些城镇，这样，“民工潮”就会有相当一部份在原地“回旋”。

　　——粮食出口的“暗流”比“明流”更可怕，更值得警惕。所以，政府在给政策的同时，一定要加强监管监控力度，防止粮食出口的失控。　　

　　今年上半年，以独特的视角和睿智的思考，对科学发展观中“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作出深刻的哲学阐释，从而在中国和日本有关方面引起较大反响的《点亮的神灯》（中文版）和《中国的选择》（日文版）一书作者宋青宜女士，日前在杭州接受了观察记者的独家采访。

　　中央给了农村众多政策

　　观察记者：不久前，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七届三中全会，作为一个长期在日本生活、工作的华人，对此，您有何感想？

　　宋青宜：对中共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我是比较关注的。那几天，我正好在北京。公报和决定，我都仔细看了。我认为，这次“三中全会”，是中共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30年前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开始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在取得辉煌成就的30年后，中共又召开了一次“三中全会”，因此特别引人注目。这次“三中全会”，主题非常明确，就是要推进农村改革发展。

　　那年，日本农林水产大臣岛村宜伸来中国考察农业时对我说，中国的农村要是改革成功了，那中国的改革才算是成功了。这句话，我印象特别深。我觉得，中国是一个有着8亿农民的国家，到目前为止，中国仍然应该是一个农业大国，所以，农村的改革，对我们中国而言，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现在我最大的感受是，为了解决由于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中央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给了农村改革发展许多特别优惠和特别宽松的政策。比如，现有的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比如，要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加快发展，使之成为引领农民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现代农业经营组织；再比如，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等等。这其中，我感到，“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个最为引人注目的亮点。

　　不过，在看了中央给了那么多好政策的同时，说老实话，我还是有些担忧的。担忧什么？就是担忧中国农民的素质跟不上中央要求，拖了农村改革发展的脚步。尤其让我担忧的是，由于现在的农村，还没有一个贯彻落实中央精神的很好的环境，所以很容易“把经念歪”的。

　　观察记者：那么怎样防止“把经念歪”？您有什么建议和看法？

　　国企是“以工哺农”主力军

　　宋青宜：中国30年来的改革，应该说是成就辉煌。为什么会“成就辉煌”？根本的一条是，中国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认为，这是中国特色中最关键的部分。中国如果采用多党轮流执政，中国就不会有今天。所以，现在中国的农村改革，也一定要在中共的领导下，才会健康有序地不断向纵深发展。

　　中共的领导力度如何体现？我认为特别重要的是，要充分发挥国有企业的作用。也就是说，国有企业，应该成为“以工哺农”的主力军。

　　这么多年来，在工业现代化的建设中，我们的国有企业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和发展，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国有企业也造就了一大批有较高素质的人才。我认为，这些人才完全可以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大显身手。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农民，即便想要在农村好好发展，但总会有种种条件在约束他们，比如科技知识的缺乏、市场信息的闭塞、商业能力的低下、合作意识的淡薄等等。还有，农业的现代化，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国有企业，在资金方面以及设备等硬件方面的优势十分明显。所以，我建议，只要是有条件的国有企业，应该不失时机地“上山下乡”，把现代化的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带到农村去。打个比方，你们浙江的省电力公司，或者巨化集团，是否有可能在未来拥有现代化的农业集团？我想，只要我们认识到国有企业“以工哺农”的重要性以及独特的优势，我想这完全是有可能的。这也是我认为的，坚持中国特色的题中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