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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庆龄（前排右一）一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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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6年4月，孙中山（前排左五）和夫人宋庆龄（前排左四）等在日本东京集会声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代表袁世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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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3年8月，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在陈炯明于广州发动武装叛乱蒙难一周年后摄于永丰舰 |
从孙中山的妻子
到党内可信赖的同志
如前所述，宋庆龄与孙中山结婚以后的生活虽因政局的变化而动荡，但也温馨、幸福，不过国民党内仍有人对此持异议，他们甚至故意称呼她为“宋小姐”而不是“孙夫人”以示不满。
1922年6月，在陈炯明的叛军炮轰总统府的危急时刻，宋庆龄毅然留下掩护孙中山先行撤退，自己却险遭不幸并因此而流产，终生不能再孕。
宋庆龄进一步为党内同志所了解则是在1924年底至1925年3月她陪伴孙中山北上期间。当时她对孙中山体贴入微的照顾使随行人员无不为之感动。在孙中山病重期间，她强忍自己内心的痛苦与焦虑宽慰孙中山，说服他接受中医的治疗；无论是在医院还是在临时行辕，她衣不解带、食不甘味、随侍在孙中山的病榻前；在孙中山病危期间，她从大局出发支持国民党人恳请他预立遗嘱；孙中山逝世前一天，她又在家人及在北京侍奉孙中山的国民党人的见证下，含泪托着他的手腕在国事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俄遗嘱上分别签字。所有这些无不令在场的国民党人为之动容。当时作为孙中山中文秘书的汪精卫对孙中山说的一番话颇能反映他们的这种感受：“夫人侍奉先生病，如此尽心，我们同志很敬重她，又很感激她。万一先生有什么意外，我们同志定要尽心调护她的安全。”
可以说是宋庆龄的品格征服了众人。而孙中山在病危期间对宋庆龄的信任与期待，以及宋庆龄对孙中山的忠贞又使她的形象不断得到升华，继而确立了她作为国民党内的重要成员、未来执行孙中山政治遗嘱的受托人的地位。
3月11日凌晨，病危的孙中山召唤宋庆龄、孙科、汪精卫、邵元冲、黄昌谷、于右任等到病榻前并告诉他们：“余此次来京，以放弃地盘，谋和平统一。以国民会议，建设新国家。务使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实现。乃为痼疾所累，行将不起。死生常事，本无足虑，但数十年为国奔走，所抱主义终未完全实现。希望诸同志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成立，达到三民、五权之主张，则本人死亦瞑目。”
这实际上是孙中山的政治嘱托。这一行为一方面表明孙中山希望党内诸同志能够继续完成自己尚未完成的事业，另一方面又向党内同志表明，在孙中山的心目中宋庆龄不仅是自己的妻子，而且是自己最可信赖的同志，因此她是自己政治遗愿的重要托付者之一。从这个角度看，孙中山的临终嘱托不仅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同日上午孙中山分别在国事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俄遗嘱上签字之后，仍对国事、家事放心不下。在国事方面，他叮嘱随侍在身边的同志：“我他无所惧，唯恐同志受内外压迫，屈服与投降耳”；“我死了。四面都是敌人，你们是很危险的！希望你们不要为敌人软化”。
在家事方面，他把儿子孙科、女婿戴恩赛叫到床前，叮嘱他们要“顺事继母宋夫人”。
此刻的孙中山仍然对未来宋庆龄的处境放心不下。在党内同志面前，他一改以往“欧巴桑”的称呼，郑重地以“廖仲恺夫人”的称谓呼唤何香凝到自己身边，用手指着宋庆龄嘱托说：“彼亦同志一分子，吾死后望善视之，不可因其为基督教人而歧视之。”
此刻孙中山舌头僵硬，张口而不能出声。何香凝掩泪回答：“我虽然没有什么能力，但先生改组国民党的苦心，我是知道的，此后我誓必拥护孙先生改组国民党的精神，孙先生的一切主张，我也势必遵守的。至于孙夫人，我也当尽我的力量来爱护！”
何香凝还告诉孙中山：“昨天我已与汪精卫联名打电报给广东财政当局，请他们以后照顾孙夫人。”
孙中山听后，含泪握住何香凝的手说：“廖仲恺夫人，我感谢你！……”
3月11日下午孙中山的神志时而昏迷，时而清醒。宋庆龄侧面垂泪，悲怆不已。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令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孙中山说：“达龄，汝不用悲哀，我之所有即汝所有。”
宋庆龄答道：“我一切都不爱，爱者惟汝而已。”她言时哽噎，泪如雨下。
当孙中山精神稍好一些又向宋庆龄交代后事，言毕，携宋庆龄手“做哀诀词”，宋庆龄“泣不能抑”，旁立者“皆为涕零”。
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孙中山病逝，“惟眼注视孙夫人，口亦仍张，孙夫人以手敷垂其眼帘，众人乃均恸哭失声。”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孙中山将自己的身后事托付给了宋庆龄和党内的同志们，也将自己对宋庆龄的爱恋、牵挂与信任真切地展示在众人面前。他以极具象征意义的形式告诉众人：宋庆龄既是他的妻子又是他可以托付重任的同志，他期待他们以同志之礼善待她，而不以年轻、不以宗教信仰非难她；他期待他们遵循自己的遗嘱，不屈不挠地将他所开创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至此，孙中山以其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崇高的威望帮助宋庆龄在国民党内初步完成了她的角色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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