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墨绘盛世 丹青写春秋：评国画《共和之光》

《共和之光》中的孙中山

《共和之光》中的宋蔼龄

《共和之光》局部

　　水墨绘盛世 丹青写春秋

　　——评国画《共和之光》

　　文/褚庆立

　　在“2007·中国百家金陵画展（中国画）”众多的参展作品中，贺成、贺兰山父子的历史画《共和之光》以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及酣畅淋漓的笔墨，赢得了评委的一致认可，获得了金奖。此画再现了90多年前孙中山先生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那彪炳史册的一刻，他们把时间定格在1912年1月1日晚11时这一庄严的历史时刻，通过特定的场面来表达恢宏的主题——中华民族命运从“帝制”到“共和”、从“人治”到“民治”的伟大转折。

全画长10米、宽2.65米。画家父子选取了44位典型人物来代表当晚出席典礼的200多位各界人士，其中有名有姓的就有23位，如：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蔡元培等，他们动作各异、表情严肃。该画用水墨写意的笔法绘就了历史的经典时刻，以其全新的视角和独特的艺术语言在中国画的发展史上刻下了自己的坐标，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使画家父子的艺术创作具有经典意义。

　　《共和之光》是贺成父子花了两年时间构思完成的大型主体性绘画作品，场面宏大。创作这样大的主体性作品往往需要一个庞大的创作组，而画这幅画的却只有贺成、贺兰山父子二人。贺成先生是新金陵画派的扛鼎人物，早年就读于南京艺术学院，受到苏联模式的教育，受“巡回展览派”的影响较大。在校读书期间有机会向当时的大师学习，所以打下了坚实的造型艺术理论的基础，其绘画风格有速写的韵味，同时也体现出素描和色彩扎实的基本功，其作品笔墨潇洒、率意灵动，放眼看去，既有笔墨，又有造型，光影之中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北方人的韧劲和南方浓厚的艺术氛围浸润下的灵气使他决心画一幅能经得起推敲的大画。其子贺兰山本科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念研究生时师从该校卓有成就的当代人物画家周京新教授，后又在中国美院进修，现就职于上海大学美术系。贺成先生从小就对他严格要求，使他思想新，脑子活，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因而笔墨语言比父亲更加深沉理性，有“学院”派实验水墨的敏锐观摩和重塑能力。上海这个大都会使他的思想和笔墨都更前卫而不拘泥于传统，更具有现代气息。父子俩的合作可谓是传统功力和现代笔墨韵味的完美组合，在合作过程中，父子俩有争论，也有妥协，但更多的是智慧碰撞的火花，因为父子二人的目标是一致的：突破水墨画表现的新领域。

　　在《共和之光》中，画家父子选取孙中山先生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历史性事件作为表现内容，因而历史人物的塑造就成了首要问题。画家采取了传统的左右对称式的构图模式，孙中山先生居于中心位置，他表情严肃、眼神凝重，画家还重点刻画了他举起的右手，五个指头上的关节线和指纹都非常清晰，燕尾服上的高光，更增加了聚焦感。高举的右手宣告着帝制的结束和共和时代的到来，这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时刻，这是民族命运的转折，东方巨龙的觉醒，更是共和体制光辉的闪耀！为了准确地表现人物的面貌，他们经常到南京总统府、民国纪念馆去查资料，去年贺成先生还到台北的国父纪念馆查阅了有关档案。那天晚上出席孙中山先生就职典礼的有200多人，都是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为了追求艺术真实，他们查阅了包括照片、传记、回忆录等在内的大量的历史资料，目的就是尊重历史，力求做到艺术的创作和历史的真实相结合。

　　中国画向来注重形的把握，更注重对神的刻画，从顾恺之的“传神阿堵”到谢赫的“以形写神”都讲求在创作中形神兼备的基本功的训练。在创作《共和之光》的过程中，由于手中资料匮乏，贺成父子只能依照老照片和旧杂志。然而老照片中人物形象非常模糊，他们就请南京总统府的专家来认证。由于所能看到的照片中有的人年龄非常大，动笔时就需要反复认证，反复推敲，捕捉出人物年轻时的影子并描绘出来，达到历史的真实。比如画中的人物居正，贺成父子手中只有他老年时的照片，连牙都掉了，根据这张老照片把年轻时的样子画出来颇费了一番心思。在实际的创作过程中，他们注重笔墨语言，运用特有的技法，整个画面人物组合就构思了两年的时间。贺成、贺兰山父子认为画重大历史题材的绘画，就要把历史的感觉画出来，要画出1912年的人物风情、气质和服饰，更要符合当时人物的外形特征。他们还利用老照片和旧杂志褪色的沧桑感和陈旧感创作出符合人物身份和外形的形象来。在创作中画家父子借鉴了绣像的形式，把所要画的人物重新组合，选择显示人物个性的动作用线，并加以大胆的刻画，做到人物形象个体鲜明。考虑宋蔼龄当时是孙中山的英文秘书，故把她放在外国人中间，外交部、内政部等重要人物的安排都经过了精心的设计，可谓深思熟虑。他们一方面根据实际参与者的回忆文章，另一方面兼顾到画面的整体效果，做到从内容出发，使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处理相得益彰。

　　在构图上，《共和之光》的画面采用传统的左右对称的八字形画面，人物形象有大有小，全为站式，在竖式构图充满画面的情况下，他们就加强横向走势的用笔，用站在前面的卫兵破除整个画面的平板。照相机、乐队中洋号、挎包、军刀、拐杖，女学生手中的书本等中西道具穿插使用，人物安排四易其稿，可谓费尽心机。目的是追求变化中的统一，把历史的真实化成艺术逻辑的真实。同时强调光影的变化，并把人物进行合理的分组，通过错落有致的安排，造成一种平中求奇、主次分明的艺术效果。在画家父子看来大画不是靠题材吓唬人，而是靠艺术性高，靠笔墨感动人，比如贺成先生画过的《马背上的歌》、《前夜》等都不是单纯的描摹历史，而是在追求笔墨韵味的基础上反映宏大的主题，把重大的历史事件融合到笔墨情趣之中，做到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追求相统一。

　　与其说《共和之光》是对孙中山先生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典礼的忠实纪录，不如说是对民族性和国家精神的思考追索。此画已经从以前主题性绘画的单纯记录、再现历史事件与图解式的“诠释”、宣传特定概念、思想的局限中走了出来，画家能够根据自己的感受和体验，进行具有独特个性的创造表现。它打破了以往简单地对某种观念、意志的传达，而进入到以画家作为创作主体的道路。贺成、贺兰山父子坚持以现实主义创作思想为主体，并运用现实主义的包容性与宽泛性，吸收其他表现手法的优点，充实调节自己的能量，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审美观念的变化而适时调整自己的创作方法，以水墨写意来绘就历史的经典。正如贺成先生在自己的一本画册中所说的：“作为当代人物画家，应‘直面人生，拥抱时代，转换观念，创新笔墨’”。这也许就是《共和之光》成功的最好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