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钉子”检察官李子春：唯他敢传唤陈水扁

　　来源：南方新闻网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郭力

　　李子春语气温润，在台湾却以“最坚毅独立”闻名。

　　他是全台湾惟一一个在陈水扁就任“总统”时传唤其出庭的检察官，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体现司法在权势面前的尊严”。

　　他当面向马英九呛声，毫不客气；“法务部长”托人给他带话，被硬生生驳回。他的名气越来越大，但职务却越发不重要，一直到可有可无的位子上。

　　回首过往，李子春感慨：“所以我们的改革，就是要把每个司法人培养成‘钉子户’，训练成独立的司法人，而不是权力羽翼下的‘科员’。”

　　手写传票绕过阻挡

　　“检察长看到传票上陈水扁的名字，就一定会把传票挡下来。所以，我自己手写了传票，自己去邮局寄挂号。当‘法务部’质问检察长而检察长又来问我时，传票已经到了‘总统府’。”

　　南方周末：第一次传唤陈水扁到庭，是因为什么案件？

　　李子春：2003年，花莲县长补选。民进党候选人游盈隆对花莲地区的原住民酋长承诺“特别津贴”，因为酋长对自己部落选民的投票意向影响巨大，所以就产生了通过政策“贿选”的嫌疑。

　　对于政策贿选的案子，台湾的检察系统往往按“惯例”“不处理”。所以检察长放心把其中一份案件就交给我“签呈”。但我脑袋比较僵化，总觉得，自己的钱给选民就算“贿选”，拿人民纳税的钱给好处就不算了，这理论不通啊！

　　看到有个词叫“钉子户”，我觉得自己也有“钉子检察官”的味道。我专心调查逐渐发现，这个案子可能跟一个人有关，就是当时的“总统”陈水扁，如果这些选举策略是他授意的，那他就是“共犯”。依照法律，“总统”只有在“内乱外患”时才可以被查办，但是其他的案件，他可以被传唤作证。我就想用“证人”的名义传唤陈水扁，揭穿他的谎言。

　　南方周末：检察长支持你吗？

　　李子春：我知道，一旦他们确定我要传唤陈水扁，那不管我是不是“钉子户”，就一定要把案件“移转”给其他检察官了，所以我一开始就做了很多规划。

　　例行的做法是，我填好传票，交给书记官，盖我的印和地检署的印，传票就寄发出去。但检察长看到传票上“陈水扁”的名字，就一定会把传票挡下来。所以，我自己手写了传票，自己去邮局寄挂号。

　　“传唤”是检察官法定的权力，我传唤谁，不需要经过地检署或者检察长的许可。这样，传票一到台北的邮政系统，媒体就立刻报道，当“法务部”质问检察长而检察长又来问我时，传票已经到了“总统府”和民进党中央党部。

　　当时，陈水扁正要开始第二任“总统”的竞选。我给了他10天时间到花莲地检署报到，这10天里，对我的攻击铺天盖地，最重的一条是：“总统”日理万机，一个小检察官为了一个小案子传唤“总统”，既是不敬，也浪费“总统”的时间。

　　南方周末：您怎么应对？

　　李子春：在法律上，我有传唤陈水扁的理由，这也是检调系统高层不敢把案子“移转”的原因。而我另一个思考是，“皇帝”观念、“法不上大夫”观念，还很顽固。我要建立一个范例，“总统”和任何一个贩夫走卒一样，都要站在法庭上，别人坐下来他可以坐下来，别人站着他也要站着。也只有确立了这个范例，将来“总统”出现问题——比如贪污——时，司法才能制住他。

　　南方周末：最后陈水扁还是去应讯了。

　　李子春：陈水扁自己一直没说过要来，不过，安全部门人员之前几天就开始部署。地检署检察长那时已经不敢得罪我，任何部署，他都来问我是否满意。他探询说，“陈水扁的贴身护卫能不能进法庭”，我说“不可以”，在“秘密侦查”原则下，我传唤证人时，其他人一概不能进来。

　　陈水扁到庭的前一天，检察长说接到情报有人要暗杀我。我那时比较穷，骑一部摩托车上下班20年，不过以前没人理会过我的生死，现在有了。其实，在选举的节骨眼上，就算我受点伤，陈水扁的选举都会完蛋，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是安全的。不过我还是答应了检察长，用公家的黑头大车，接送我上下班。

　　传唤当天，约定公车来接我的半小时前，我就骑摩托车上班了。而我到地检署的时候就发现，前一天进驻的所有安全人员都撤防。

　　有朋友事先就告诉我，陈水扁计划自己走200米路进地检署，很谦卑的样子，而检察官坐着大车呼啸而至，显得蛮横不讲理。他就希望媒体拍下这个镜头，给他的选情加分。

　　但我就不上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