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生家产亿万豪宅2400平米 爱夸富引爆仇富心理

　　日本人不能容忍不平等

　　日本真的贫富悬殊吗？根据亚洲银行2007年的调查，日本的基尼系数是0.24，按照国际的通行标准来看，属于“比较平均”。

而且日本是亚洲国家中该系数惟一低于0.3的国家，可以说是亚洲收入最平均的国度。每个去日本旅游的人，也都会惊叹日本社会的平等，看不到贫富差距有多大。

　　那么，日本人为什么会感觉那么强烈呢？已故日本精神分析学泰斗河合隼雄曾经指出，日本人是世界上最不能容忍不平均的民族。日本的学校是没有留级和跳级的，学校运动会是不设名次的，为的就是不要让小孩产生“优等”或者“劣等”的心理。因此，差距稍微拉大就会让日本人精神紧张。

　　战后日本企业长期实行终身雇用制，工资不是按照工作表现，而是按照在企业中的资历来确定。在工资的确定上，在职员20-30岁年龄段，会稍稍将标准降低，压低工资，到了40多岁，工资就会上升较快，这是因为职员40多岁的时候，正是子女上学的时期，企业通过这种周到的设计，让职员一感受到平等，二感受到安心。

　　但是在泡沫经济崩溃后，特别是小泉改革后，企业为了压缩成本，大幅度降低上述的正式职员的比例，而大量雇用非正式工，让原来手握铁饭碗、过着平等生活的日本人一下子不适应起来。近几年，所谓“格差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的社会)的议题在日本甚嚣尘上，反对竞争、主张回归日本传统的平等体制的《国家的品格》、《下流社会》等书籍在日本非常畅销。

　　现在非正式工的比例已经上升到四成，这对于日本人的心理又造成很大的打击。描写二战前工人遭受资本家残酷剥削的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近来在日本重新受到关注。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人对富裕阶层的反感越来越强。

　　仇富心理在滋长

　　日本的学校有一种特殊的文化，那就是“枪打出头鸟”，如果某位学生的成绩特别好，常常会遭到其他同学的欺负，有些被欺负的学生会因为不堪受辱而自杀。而在日本成人社会，这种对“平等”的执拗坚持，会滋生极端的仇富心理。

　　今年6月，在秋叶原发生了一起惨案，一名非正式工面临裁员压力，为报复社会，而在秋叶原捅死7人，刺伤10人。杀人嫌犯加藤智大，自认是社会的失败者，认为身边的人都是“社会的胜者”，杀死他们是应该的，这正是一种将仇富心理正当化的极端行为。

　　2006年，著名的“活力门事件”，似乎更能证明日本人“仇富心理”的根深蒂固。活力门是日本最著名的网络公司之一，其掌门人堀江贵文是IT、金融新贵，行为可以说嚣张，与谨言慎行、低调做事的日本传统格格不入。

　　堀江贵文因为违法《证券交易法》而被捕后，无论是日本的媒体还是日本的社会舆论，竟然没有几个为堀江说好话的。人们似乎在为扳倒了一个“恶霸”而额手称庆，而没有对堀江对日本的IT与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进行公正的评价，这正是日本人心理中的“仇富心理”在作怪。

　　仇富心理是祸不是福

　　仇富，实际上是一种对自己能力的消极评价。与欧美的“起点平等”——也就是主张给予每个人以公平的发展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与竞争来实现个人价值——不同，日本人更注重的是“结果的平等”，希望社会与政府保证平等，若不能达到这个目标，就是政府或者社会的错误。

　　安倍曾提出过“再挑战计划”，给予在社会竞争中落入不利地位的人以重新奋起的帮助，但安倍的主张似乎并没获得日本人的认可。日本人希望回到过去的平等社会体制。

　　这实际上是对自己能力的不自信。这种不自信不仅体现在对国内问题的看法上，也表现在外交上。中国国力的提升，对日本人的心理造成的冲击，不亚于这几年“格差社会”。虽然在经济上中国与日本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中国的发展潜力让日本人产生了很大的压力，认为中国必将超越日本。

　　这种“仇富”心理往往表现为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尽管现在中日关系已经获得了很大的改善，但是日本民间的对华好感度始终维持在较低的水平。日本民众对日本发展的缓慢感到失望，这种失望转化为对中国发展的担心与恐惧，从而产生了对中国的一种“仇富”的心态。这个时候，对日本而言，展现自信，与中国开展双赢的竞争是最正确的。但日本恰恰在这方面欠缺奋进的勇气。

　　全球化时代，对于每个国家，每个人而言，机会其实是平等的，利用好机会，在竞争中就能占据有利的地位。“仇富”实际上就是“认输”，自我放弃竞争的机会。因此，仇富心理的蔓延无论对国家还是对个人而言“是祸不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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