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是冲击也是机遇东莞市市长李毓全
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是冲击也是机遇 。东莞上下共渡难关的信心很足，如果能把握机遇，在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利用东莞制造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将为东莞未来的经济发展带来强大动力。
解放军报： 东莞是我国制造业发达地区，也是我国“世界工厂”的代表地区之一。外界盛传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东莞最近出现了企业的“倒闭潮”，请问实际情况如何？
李毓全（东莞市市长）： 东莞的产业虽遭受了一定的损失，但并不存在“倒闭潮”，相反，这对于东莞的产业升级是一个机遇。
现在外界对东莞工厂的描述有不少不准确，不准确主要缘于不了解。截至今年10月，东莞共有714家企业外迁或者关停。其中关停的企业是689家，而因租约到期被关停的是85家，占关停企业总数4.7%。所有关停或外迁企业牵涉到的合同金额是8.18亿美元左右，因为这些企业中绝大多数都是合同资金百万美元以下的企业。这些关停企业都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
关停或外迁企业,往年在东莞也是存在的，从正常年份的统计数据看,这几年每年关停或外迁的企业也有七八百家左右。当然，由于受金融风暴的影响，今年的这个数可能会高些，会在900家上下。但即使是这个数，也说明东莞企业面临的情况并没有外界有些传闻说得那么严重。
解放军报： 面对金融危机带来的严峻形势，东莞的经济转型如何深入推进？“世界工厂”如何实现“破茧为蝶”？
李毓全： 去年起，东莞正式提出并实施“经济社会双转型”战略，在继续加强社会建设、深化社会转型的基础上，突出以经济转型为重点，力求在优化经济结构、推动产业升级、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上取得明显进展。
现在东莞党政领导最为密切关注的是，有些厂因外销订单减少而裁员的情况。对这些希望在东莞扎根的企业,政府会在帮助企业扩大内销和产业升级上提供支持。在经济转型方面，把产业结构调整作为推动经济转型的关键，重点发展壮大信息产业，做强高新技术产业；积极依托和发展产业集群，提升传统产业；大力发展商贸流通，繁荣服务产业；实施重点企业培育计划，壮大民营经济。把加工贸易转型作为推动经济转型的当务之急，把园区建设作为推动经济转型的龙头，把自主创新作为推动经济转型的动力。
国际金融危机给东莞带来的是冲击也是机遇，东莞上下共渡难关的信心很足。如果能把握机遇，在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利用东莞制造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将为东莞未来的经济发展带来强大动力。
解放军报： 外企转型升级，政府将如何帮扶？
李毓全： 外源型经济是东莞的特色和优势，能否成功转型，直接影响到东莞经济转型的成败。外源型经济普遍存在产业层次偏低、增长方式粗放等问题，外资企业的转型升级势在必行。我们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确立了关于实施外源型经济转型升级“三大工程”的工作思路，就是以现有企业资源为基础，实施加工贸易转型工程；以引进重大项目为目标，实施关键项目引进工程；以电子信息化为手段，实施监管模式再造工程。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强力实施“三大工程”，使外源型经济特别是加工贸易发展迈上转型升级的新轨道，使外经贸创造财富的方式得到根本转变。外资企业是外源型经济转型升级的主体。我们将通过以政促企，以优汰劣，以大补小，以外带内，以稳保调，积极帮助外资企业转型发展。尤其从政府角度来讲，必须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目标，加强政府的政策引导，优化政府的各项服务，以此促进外资企业扎根东莞、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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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是改革开放成功的根本原因深圳市原市委书记李灏
东莞、苏州、昆山等城市在今天产业转型浪潮中面临的新挑战，深圳早在十几年前已体验过。 一切从实际出发、强调实践是第一性的，一切经过试验，这就是我们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 解放军报： 作为深圳的老领导，您怎么看待像东莞、苏州、昆山等城市在今天产业转型浪潮中面临的新挑战？
李灏（深圳市原市委书记）： 东莞、苏州、昆山等城市在今天产业转型浪潮中面临的新挑战，深圳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体验过。
1978年前，深圳的工业生产以农业服务和农产品加工为主。特区成立前10年，“三来一补”的加工业成为第二产业的主体，“八五”时期建筑业成为第二产业中发展最为迅速的行业。1993年，有感于加工贸易对深圳环境的伤害以及产出效益的低下，深圳决定在特区范围内，停止发展“三来一补”企业。这一决定做出后的1994年，大批以印染、服装、玩具为主的港台资企业从深圳向邻近地市转移。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深圳的这一拨产业迁移，促成了东莞的崛起。
伴随这次产业转移，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始起步，经过10多年快速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崛起成为深圳经济发展第一增长点。回顾深圳的昨天，审视东莞、苏州、昆山等更多中国城市的当下，转型经历痛苦是必然的，但转型之后往往会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
解放军报： 深圳30年发展风雨兼程，您认为深圳对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贡献是什么？成功的最根本原因是什么？
李灏 ：深圳从一个几万人的小渔村，发展成为去年上缴中央税收2000多亿元的初步现代化城市，给我国改革开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另一方面最大的贡献就是为全国积累了经验，探索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发挥了榜样、示范作用。
深圳的成功说明了什么？我认为，实践不但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正确理论的源泉。理论不是从书本里抄来抄去，书本知识是实践的总结，不光是我们自己的实践才是实践，国外的实践结果都是实践。一切从实践开始，没做过的事情都应经过试验。中国太大，新东西没有经过试验就上，容易把全国搞得一团糟。这个地方试验出了问题，是局部的问题，还可补救。所以说，一切从实际出发、强调实践是第一性的，一切经过试验，这就是我们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
解放军报： 目前珠三角、长三角发展遇到的困境跟我们的发展模式有什么关系？您怎么看待这两大三角未来的发展？
李灏 ：现在外国都在研究“中国模式”，但我们自己不讲，因为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不能把一个国家的模式简单套到另一个国家头上去。从国内来说也是这样，珠三角的发展模式长三角也不能完全照搬。
1990年我在北京开会，碰到了当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朱镕基同志。我说镕基同志你到上海工作后，也不来深圳看看？他说你那里是个出经验的地方，我当然要去，然后邀请我方便时也到上海看看。1991年我带了个团去了上海。当时，上海正在召开一个“洋顾问”会，研究浦东开发问题，包括英国前保守党的主席都参加了。我在会上讲，不要光规划，要马上启动，政策要跟上去。我始终认为，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才能春满园。我来深圳后始终强调一条，深圳是全国的深圳，要依靠全国，不仅仅是单独发展一个城市、让深圳的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而且要对全国起作用。浦东、包括后来的滨海新区，我都很支持，我说它们不是特区胜似特区。
应当看到，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唐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三大核心地区，这些地区的发展状况，关系到我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我国沿海三大经济核心地区之间以及区内各个城市、经济圈之间，首先是分工合作的关系，竞争也应当是良性竞争。我相信这些地区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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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转移要防止更大的污染《财经》杂志首席经济学家 沈明高
如果因为产业转移，污染企业从江河下游转移到中西部的上游，那我们整个中国就被污染了，我们中国的整个生态会更加脆弱，而且治理起来会更加困难。 解放军报 ：目前东部沿海地区发展转型和产业转移这些话题很热，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转型怎么转？转移往哪儿转？转不了怎么办？转过去又怎么办？
沈明高(《财经》杂志首席经济学家)： 产业转移总体是不会转移的。但是，如果各地出台一些优惠政策，会拉一些企业走，那么随着沿海地区环保标准的提高，这就容易把一些污染企业先转移走。污染企业转移到中西部，它就是一个污染源转移了，这样就会出现一个很糟的问题。为什么呢？中西部地区在很多河流的上游，原来在沿海地区污染了，不会波及到这些地区，影响面相对较小，但是现在如果因为产业转移，污染企业从江河下游转移到中西部的上游，那我们整个中国就被污染了，我们中国整个生态会更加脆弱，而且治理起来会更加困难。
所以现在要谨防为了缩小地区发展差距，让携带污染的企业向中西部转移，这个日后治理起来的代价要比给你带来的好处大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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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更高层面做好中西部与东部的协调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刘志彪
国家应该从更高层面做好中西部与东部的协调，形成综合国力价值链。 我们如果能协调好东部、中部和西部的综合国力价值链，就能最大限度地防止被国际大买家盘剥、压榨。 解放军报： 中西部在承接东部转移产业时要注意什么问题？
刘志彪(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第一要防止污染模式在中西部翻版。中西部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鉴别，坚决防止重蹈“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第二是防止恶性招商。中西部一定要防止为了承接东部产业而互相压价，恶性竞争，这样不仅会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最终损失的还是中西部自己。第三是应该规划好工业集中区，防止到处开花，乱占土地，同时应该强调基础设施先行。
还有重要的一点是，国家应该从更高层面做好中西部与东部的协调，形成综合国力价值链。东部要注意掌控好价值链的高端，包括技术研发、品牌管理等，不要让其落在外国企业手里，而像制造、加工等价值链低端就可以放在国内中西部。我们如果能协调好东部、中部和西部的综合国力价值链，就能最大限度地防止被国际大买家盘剥、压榨。
各级政府应该着力做好超前规划 解放军报： 各级政府在两大“三角”下一步发展中应注意什么问题？
刘志彪 ：长三角在发展过程中的最大教训是经济发展与环境的不协调。众所周知，长三角地区是我国酸雨最多、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包括去年出现的太湖蓝藻事件就警示我们：如何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关系，是长三角以及其他地区今后必须高度注意的问题。
第二点是政府应该重视如何进行超前规划。长三角目前的发展状况是产业结构雷同的很多，内部竞争无序。今后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应该着力做好超前规划，用产业集群来吸引投资。如果不能做好超前规划，就很可能造成村村冒烟、遍地开花的局面，最后结果是造成土地、资金、资源等极大的浪费，同时产业效率低下，缺乏竞争力。
第三点是要关注区域基础设施怎么协调的问题。比如现在的浦东机场建得很远，对于苏南地区的企业就很不方便，现在国家不得不同意在苏州无锡一带兴建新的货运机场，是区域基础设施没有协调好造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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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要主动克服转型升级惰性江南控股集团董事长 黄作兴
我们中国人不能仅仅靠做衬衫鞋子来打开国际市场，高技术含量的东西我们也能做。科技创新含量的不同使得前后利润有了极大的差别。 解放军报 ：您怎么看待当前中国制造业遭遇金融危机的冲击？
黄作兴（江南控股集团董事长）： 当前长三角、珠三角一些企业遭遇困境跟企业缺乏自主核心技术有关。一个企业要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进行一系列创新，发展具有重大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为产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变“制造”为“创造”。
上世纪80年代末我们投资200万元，连自己的祖屋都抵押给银行，经过一年多的研究试制和上百次的失败与挫折，终于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台“调节型金属密封零泄漏蝶阀”。20多年间，我们始终坚持走自主创新之路，先后完成了9项国家级、12项省级科研项目，获8项省、市科技进步奖，实现了从温州制造到温州创造的跨越。经过20年的发展，“江南”已经从当年的家庭作坊发展成一个有几十个关联企业、年产值25亿元的企业集团。
中国人不能仅仅靠做衬衫鞋子来打开国际市场，高技术含量的东西我们也能做。以前一火车皮的阀门拉出去也就是100万，现在我们卖出去2个阀门就值100万，科技创新含量的不同使得前后利润有了极大的差别。
解放军报 ：您认为当前长三角、珠三角的制造业企业应该用怎样的态度来应对这次危机？
黄作兴 ：浙江省的领导说过一句话，他说现在是暴露我们的结构问题、体制问题的一个最好机会，也是教育我们企业家、干部的一个最好机会，这个机会可不能丢掉。今天我们外贸企业受到严重影响，关闭停产很多。但是我们阀门制造业就不受制于这一套，既符合国务院的政策导向，又符合浙江省“两创”总战略，还符合温州工业发展的方向。所以我们的产业不但没有滑坡，反而产值增长达到了50%以上。
产业转型升级的口号已经喊了10多年，但真正的切肤之痛今年最强烈。过去一些地方、企业一谈发展，既不看天，也不看地，就只顾埋头自己干，什么能赚到钱就干什么。我认为对于这样的企业最好要提醒他们，主动克服转型升级的惰性，越早转型才会越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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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片面地强调经济效益深圳社科院院长 乐正
香港的发展从1841年到现在总共167年，只开发了200平方公里土地；深圳改革开放才28年，已经开发了600多平方公里土地。 我们摊子铺得都很大，但实际上耗费了很多资源。 解放军报： 今天，两大三角洲遇到的困境实际上也暴露出了我们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弊端，清醒地认识问题并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我们实现转型、“破茧为蝶”的关键所在。您认为哪些问题最值得我们今天警醒？
乐正(深圳社科院院长)： 这两个地方的发展也有一些教训。第一个就是对外商投资、加工贸易有很大的依赖，所以现在特别是当国际市场出现一些风波的时候，珠三角和长三角首当其冲。这两个地区经济外向度都很高，很多产品主要靠出口到美国、欧盟市场。这就是外向度过高要承担国际市场的风险。
第二个方面，我们的发展，不管是长三角还是珠三角，速度非常快，摊子铺得都很大，但实际上耗费了很多资源。这点把深圳和香港比较起来就非常明显，香港的发展从1841年到现在总共167年，只开发了200平方公里土地；深圳改革开放才28年，已经开发了600多平方公里土地。这说明我们的土地资源开发很粗放，这从科学发展、节能减排角度来讲，应该说也有些教训，包括劳动密集型企业过度发展，包括因为强调经济增长的速度，把经济效益放在第一位，在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方面付出了一些代价。按照科学发展观来讲，应该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三者结合起来，不能片面地强调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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