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打碎经典方式膜拜经典

　　专访西班牙艺术家马诺罗.瓦尔代斯　　

　　用打碎经典的方式膜拜经典　　

　　西班牙艺术家马诺罗.瓦尔代斯，被认为是当今“保持原创，而又不断尝试各种新形式”的顶尖当代艺术家之一。10月17日-11月13日，瓦尔代斯的个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这是他首次在中国办展，展出了他自上世纪80 年代以来的油画、雕塑和草图作品。　　

　　文/ 刘莉芳 吴琦（实习） 摄影/ 杜英男　

　　66 岁的马诺罗.瓦尔代斯（ManoloValdes）爱穿D&G，而这个牌子应该是前卫另类的年轻人的专属。

　　22 岁时，瓦尔代斯就和拉斐尔.索尔韦斯（Rafael Solbes）、胡安.托莱多（JoanToledo）在瓦伦西亚组建了“现实记事”（Equipo Cronica）小组。他们深受波普艺术的影响，用通俗易懂的绘画语言如连环画，或者套用名作，来批判现实，挖苦佛朗哥的独裁统治。当时，“现实记事”小组影响了一批艺术家和民众，在20 世纪西班牙美术史上是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1981 年，索尔韦斯去世，瓦尔代斯开始独立创作，把“现实记事”小组的创作手段从当年的亚克力画，发展到油画、静物画、版画、雕塑等，把创作注意力从政治转移到演绎经典上来。

　　瓦尔代斯膜拜那些美术史上黄金时代的经典作品。在现实生活里，如果他喜欢一株向日葵，肯定是因为那株向日葵像凡高笔下那狂放的黄色向日葵；如果他喜欢一个苹果，肯定是因为那苹果像塞尚笔下沉静安详的苹果。但是瓦尔代斯的膜拜是叛逆式的，他不认同把名作视作永恒不可侵犯的纪念物，也讨厌把名作印成明信片、插图，在二手传播中失去原作的精髓。和其他艺术家以风景人文为创作题材一样，他以经典为灵感来源。当他对着一幅名作不再激动、不再深有感触时，他便知道到了重塑经典的时候。

　　瓦尔代斯所做的，就是“敲碎”经典，从经典里选取一个碎片，可能是委拉斯贵兹笔下公主的头饰，也可能是马蒂斯笔下的女人的脸，然后把这个碎片放大，再放大，使用各种手法，完全切断它和原作的联系。

　　瓦尔代斯现在住在纽约，工作室在一条以哲学家命名的街上。在一张国外摄影师拍的照片上，工作室地上丢着沾了颜料、被撕破的麻袋布。那是瓦尔代斯自1981 年起开始使用的材料。

　　高更和凡高在各自绘画生涯的关键阶段也都用过麻袋布。不过，瓦尔代斯用的是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麻袋布，没有经过褶皱处理，也没有染色。他用大头针把麻袋布一片片地缝在画上，粗糙的布料、卷起的布角、浅褐的颜色、拙劣的针脚，产生出一种残垣断墙的废墟感，让美丽的“多萝西”们的满是沧桑。

　　工作室旁边是一家商店，商店经常丢出很多大纸箱。瓦尔代斯每天经过那些大纸箱，看着它们被雨水浸泡、行人踩踏。有一天，他让助手把纸箱子全部捧回来，想用纸箱做头像雕塑，但是纸箱太脆了，受不了压力。于是，他先用纸箱做出头像的形状，再在纸箱上浇铸铜，最后把纸箱取出来。在完成的雕塑上面，还能看到一棱棱的纸板纹路。

　　瓦尔代斯有层出不穷的新鲜点子。早上醒来，他会被自己的新点子弄得兴奋不已，觉得自己今天会创作出全世界最好的作品。趁着兴头，他不吃早饭，不等公交，直接打车穿过30 个街区扑向工作室。当然，回家通常是他泄气的时候，因为发现结果并不完美，于是经常慢悠悠地走回去。

　　瓦尔代斯说自己有40% 的作品是失败的。他一直在摸索。在创作初期，他放弃了巴洛克时期西班牙著名画家里贝拉（Ribera）、苏尔瓦兰（Zurbaran）惯于用来表现受难者和修道士的赭石色、黑色和白色，引进了鲜亮的色彩。1993 年，他画了一幅以蓝色为底色的瓶子静物画。此后，他的作品的颜色越来越生机勃勃，用起了橙色、玫瑰色、靓蓝色，还在画上泼洒纯颜料，使画面充满生命力。

　　有一段时间，瓦尔代斯不画人物的五官和表情。一位国外评论家说，那些没有细节的脸像是出自基克拉泽斯群岛或魔鬼岛的一个很古老的偶像，“它们那坚固的形状和体积使它们看起来很有高深莫测的神灵所具有的主宰的威力。每一个头像就像一个已消逝的文明，一个远古世界的遗迹”。

　　西班牙提森.波涅米萨博物馆（Museo Thyssen-Bornemisza）馆长索拉纳（Guillermo Solana）说，瓦尔代斯的画是俄国娃娃或是中国盒子般的游戏，在他的一张画里，我们可能找到一个包含了毕加索的委拉斯贵兹，而毕加索可能又包含了马蒂斯。

　　1986 年，瓦尔代斯想重画马蒂斯创作于30 年代的一幅人物小画。他很喜欢高更在作品中对明暗渐变的处理，想学高更做一个实验，用一种更暴力、更强烈的方式，去表现马蒂斯笔下人物脸部的对比，于是他干脆把人脸分成两半，一半黄，一半蓝。这就是出现在本次北京展览中的那幅粗麻布油画《多萝西》（Dorothy）。

　　瓦尔代斯的作品一定要看原作，光看图片是无法感受其中的精彩之处的。在现场看瓦尔代斯的作品，你会很开心—那些用麻布、细绳完成的油画，像是小朋友的立体拼贴作品；那些头像，脸上的麻布翘起来，如果不是装在镜框里，随时有被揭下来的危险；几件和真人一样高的头像雕塑，用细铁丝绕成女人的蓬松卷发；两幅女人侧面的版画，是用一张张剪成各种形状的白纸层层拼起来的。

　　在展厅中间，放着三件和真人等高的青铜雕塑，那是中世纪宫廷贵族女性的身体轮廓。女人的身形非常眼熟，出处就是委拉斯贵兹大名鼎鼎的《宫女》（1656）。在原作上，公主被女官们簇拥着，虽然年幼，但站姿却透出皇家威仪。瓦尔代斯抽取出公主形象，扫清了公主身上一切装饰、细节甚至五官，完成了自己的雕塑《女皇玛妮娜》（Meninas Embassy）。他还以公主为题创作了大约10 幅版画，有的公主成叠影，服装被勾勒出来，没有填色，只有脸上涂着粗重的彩条，手上拿把鲜艳的扇子；有的底色全黑，公主全身都是彩色几何线条……这些版面很有波普意味，透出轻轻的嘲讽。

　　值得一提的是，瓦尔代斯大部分作品的名字，都沿用原作的名字，因为他不想让观众猜。　　

　　B=《外滩画报》V= 马诺罗.瓦尔代斯（Manolo Valdes）　　

　　B：你在生活中是个怎样的人？

　　V：我很和蔼，乐观、知足，对生活始终感恩。我很幸运能够从事自己喜欢的行业，并且从来没有经历过战争，也没有衣食不足，更没有居无定所。

　　B：你笔下很多人物的脸没有表情，这是为什么？

　　V：艺术是通过材质的选用和整体的视觉冲击，让观众有所感受，而不是人物的表情。而且没有表情也可以让观众有更多的想象空间。

　　B：有评论说，你在1981年独立创作后，作品中的政治性减弱了，作品的力度也减弱了，你怎么看？

　　V：因为现在没有针砭政治的需要了。“现实记事”小组成立于1964 年，当时西班牙处在佛朗哥的独裁统治下，任何一个艺术家都会把呼唤民主和国家正常化当作自己的责任。佛朗哥下台后，这种尖锐的矛盾就不存在了。我认为不能通过政治性来判断艺术价值。如果不能左右自己，被政治左右，是很痛苦的。

　　当时，我和索尔韦斯的创作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但那时候有很多比我们更重要的艺术家，只是我们画得写实，受到很多人的支持，他们画得抽象，观众看不懂。

　　今天来看，所谓的政治性也是不断变化的。一件具有政治性的作品，并不意味着它的政治立场就正确或者相反，比如很多人以希特勒和纳粹作为创作题材，如何评判它们呢？上一个时代的政治作品，可能在下一个时代就被平反或是推翻。一个人生活在这个社会上，他的作品很难完全与现实的政治和生活脱节。

　　我还是很正面地看待艺术作品中的政治元素，因为这代表着艺术家会思考，会关注生活，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某种程度上，我也认为这是艺术家的责任。

　　B：你的作品格局都不大，没有大场面、人数众多的大作品，为什么？

　　V：这是我从原作选取角度的问题，其实有些原作的场面很大，有十几个人，但是我只选了其中一个人，或者是一个人的头部。这就是身为艺术家的好处，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这既是艺术家的权力，也是艺术家的职责——保持自由度。当然这种自由并不能保证我每次的选择都是对的。我的艺术创作史充满了失败与挫折，40% 的作品失败了，没有达到设想的初衷。

　　B：你曾说过“毕加索是委拉斯贵兹最伟大的诠释者，我只是后来的众多诠释者当中的一个”。诠释经典的最大意义是什么？

　　V：原作很重要，是创作的起点，但是对经典的诠释和原作的关系不那么紧密，原作只是创作的一个借口。

　　B：有什么中国元素引起了你的创作兴趣？

　　V：我很清楚中国艺术的分量。纽约有庞大的中国移民群体，在纽约那些世界一流的博物馆里有很多中国艺术品。我在纽约博物馆的一角看到一块中国瓷器，它被射灯照耀着。在北京，我来到紫禁城，看到瓷器摆在它应该在的位置，人们从它旁边走过，它和自然光交融在一起。这种感觉更震撼。

　　我在中国见到的人，都让我想起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看到的中国人的肖像画。如果那人和画有相通的地方，我会对他格外有好感。

　　B：你的作品成功，是原作的成功还是你的成功？

　　V：不应该说是原画的成功，因为原画已经很成功了。前一阵，我读过一篇女学者的论文，她统计了究竟有多少人重新演绎了委拉斯贵兹的《女皇玛妮娜》，总共有500 多人，其中真正产生影响力、取得成功的，只有三四个人。我经常没能成为那三四个人之一，而是其他的400 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