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就中美经贸“较量”8年 未来焦点仍是汇率

　　布什这8年：中美经贸在较量中合作

　　陈达

　　8年来布什政府在中美经贸关系中具有重要意义，无论从数字还是事件上，无论在对话还是摩擦中，中美经贸打开了更广泛的天地，在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一多边贸易体制下展开更深层次的合作与“较量”。

　　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吉莫曼告诉《第一财经日报》：“在这8年中，中美在许多领域有了更为深入的合作，企业受益颇多，能源安全、环境保护、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以及金融业开放已经成为现在中美经贸关系的核心内容，中美在战略经济对话和商贸联委会机制下达成许多很实际的成果，给企业界带来了利好。”

　　对于美国政府来说，中国已不仅是其第二大贸易伙伴，而且是WTO中最重要的成员之一，是多边贸易体系中重要的一极，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然而，在中国大规模对美出口的时候，布什政府也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挑战”，在鼓吹自由贸易的同时也在考虑本国企业的利益，这种对弈和较量必定会延续到下届政府。

　　八年主题：顺差

　　简单而言，倡导自由贸易政策的布什政府给予中国最大的商业利益就是中国近8年来对美出口的高速增长，尽管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但还是解决了中国大量就业。

　　应该说，贸易失衡成为中美贸易关系的重要问题只是2002年之后的事情。在此之前，美国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加入WTO谈判，打开中国市场，为美国在华贸易和投资创造更好的环境。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研究员屠新泉认为，尽管中国早在1985年就开始对美国贸易顺差，到2001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美国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国，但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焦点并未放在此问题上，美国也没有采取特别措施来处理这一问题。因为当时美国并未感受到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而是仍把中国当作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并迫切希望通过加入WTO谈判来打开这一市场。

　　然而，他表示，在美国这一任务完成之后，美国才发现中国加入WTO不仅为美国打开了市场，也开启了中国经济的另一轮高速增长，中国产品的竞争力也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加之2001年美国经历了一次经济萧条，虽然这次经济萧条时间很短，但随后的经济复苏却没有带来相应的就业增长，形成了所谓的“无就业增长”。这些都使得贸易逆差问题再度成为政治辩论的焦点话题之一，这一次中国成为矛头所向。

　　美企加速在华投资

　　在10月举行的“WTO与中国：北京国际论坛”上，中国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对外界坦言，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有力地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已经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2007年，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工业总产值突破5万亿元，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4.6%，当年高技术产品出口达到近3500亿元，是16年前的120倍，是10年前的21倍，是5年前的5倍多。

　　张晓强说，我国高端产业利用外资规模和水平进一步提升，据初步统计，目前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研发机构超过1200家，集成电路等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国际化发展成效明显，外资银行金融机构在华资产去年全年增长了54%，一批中国企业正在积极开展国际化经营，在“走出去”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微型计算机、移动通信手机、抗生素、疫苗等产品的产量现均位居世界第一，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高技术产品的重要生产基地。

　　事实上，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众多美国企业加快在中国的投资步伐，不仅把中国作为生产基地，更在中国建立了研发中心和营销网络。

　　几乎每一次美国商务部部长古铁雷斯访华，都会带领一支美国商界代表团，这其中不乏美国高科技企业，他们在中国考察市场，同时寻求建立合作。

　　吉莫曼告诉本报记者，由于WTO提供的市场准入机遇，在2001年以后，美国企业加速投资中国，而中国经济这几年来的高速增长也使更多美国企业坚信这个市场会带来很好的回报。

　　在他看来，尽管中国的商业环境还有一些方面需要改善，但是布什政府所强调的开放市场、自由贸易和对中美经贸积极的关切已经带来可喜的成绩，而这一切希望在下届美国政府中延续。

　　汇率仍将是中美关系未来焦点

　　冯迪凡

　　中国人对于美国共和党和总统布什的感情是微妙的。从布什第一任期末开始，中美贸易额飙升，布什对华经济、货币政策也逐渐趋于实际，但一边是美国财长保尔森借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推进对华实用主义，一边也不得不承受一个愈加“聒噪”的民主党国会。

　　布什怀着对中国的战略疑虑开始第一任期，在2000年竞选中，布什称中国是“战略竞争者”，2000年8月共和党纲领中也重复了这个说法。

　　而2001年4月1日发生的撞机事件让两国关系陷入低谷。3个月后，两国关系回暖，随之而来的是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扩大，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到2003年，中美贸易额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达1263.3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0%；中方对美贸易顺差586.1亿美元。

　　然而在高额贸易额之下的中美贸易不平衡，导致美国政界开始重提人民币汇率问题，并提出“中国经济威胁论”，促使美政府在纺织品、彩电等领域对中国出口产品采取了贸易保护措施。

　　彼时，布什新任命的第二任财长斯诺在汇率问题上为保尔森提供了思路并奠定基础，斯诺成功说服白宫采取劝说而不是威胁的策略。

　　2003年9月，在迪拜举行的七国集团（G7）会议上，斯诺说服其他国家支持他的想法，要求中国采取更灵活的汇率政策，并邀请中国首次参加G7会议。

　　2006年，被传说要被解职的斯诺终于为华尔街背景更深的保尔森取代。

　　中国因素是保尔森被布什选中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意味着在最后两年的任期中，布什把对华贸易和货币政策视为政策主要侧重点。

　　保尔森于2006年6月走马上任，7月便出访中国，并在7月20日同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共同宣布启动SED机制，保尔森秉承了斯诺不采用强力压迫人民币升值的思路，却拥有着斯诺在华盛顿和华尔街无法比拟的影响力，然而与斯诺不同的是，他却要面对一个民主党占多数的国会。

　　从2年里各种中美双方隔空对话中，可以总结出双方均意识到人民币汇率偏低，应该进一步上调，关键的分歧在于美国政客在后期每次必谈的“步伐”。

　　然而保尔森对于美国国会希望人民币加速升值的压力可以说是“阳奉阴违”。

　　在每次SED召开之前，保尔森所重点谈到的更多是敦促中国金融市场开放，保尔森希望通过外汇、股票、债券等金融领域的开放来促使人民币国际化，解决两国之间巨大的贸易投资不平衡，以及美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的准入问题，而非如同美国国会一般通过关税威胁、贸易壁垒的经贸议题政治化方式来施压。

　　在有限的几次同保尔森的采访中，甚至在中国记者面前，保尔森也表示了对国会那“一撮”议员不与之为伍的无奈情绪。

　　不过伴随奥巴马的上台，及民主党在参众两院改选中的席位扩大，对华汇率政策恐将成为一两年后中美关系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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