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我出生在山西汾阳县。县城不大,但历史悠久。城外一条公路过黄河可通陕北,借了这条晋陕要道,家乡因此工商发达。但即使这样,在我刚上小学的时候,还会有一些饥饿的感觉。那时候粮食还是供应制度,主要是玉米和高粱。
玉米面不耐饱,早上吃上两个窝头去上学,一到上午第三节课就开始饿得发慌。但这个问题一到八十年代马上就迎刃而解了,记得到八一,二年基本每顿都是细粮,以后再也没有饥饿的记忆了。
这种立竿见影的好处,让即使是我们这些孩子,也能感受到改革开放给中国人带来的好处。1978年,我八岁,我很庆幸我的成长伴随了我们国家三十年的改革实践。我的记忆混合了个人成长和国家的发展。这让我有机会成为三十年改革开放的见证者,更有机会在之后的电影工作中去记录,去表现这场变革给中国人带来的影响。
有太多的新东西是因为国家的变革才出现在我们生活中,普通家庭里的第一台黑白电视机,穿喇叭裤的年轻人手里的卡式录音机,录音机里邓丽君,刘文正的歌声,第一台春节晚会,春节晚会上香港歌星张明敏演唱的《我的中国心》,经过文革太久的封闭,社会一下活跃了起来,生活中开始有了通俗文化。人民重享娱乐的权利,私人生活也逐渐受到了尊敬。八十年代还有太多难忘的文学作品,太多次震撼人心的哲学思潮,当我中学的时候在县城书摊上买到尼彩,叔本华,佛落依德的著作,似懂非懂去阅读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这一切会给与我梦想的勇气。
我中学毕业之后喜欢上了电影,那时电影离普通家庭非常遥远。我父亲非常为我担忧,因为一切看起来太遥远了。对一个生活在偏远县城的教师家庭的孩子来说,想象自己将来成为一个电影导演好象是件不太现实的事情。但我已经生活在一个给了个人发展以足够尊重的时代,1993年我通过高考开始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习,1998年我拍摄出了我的第一部长故事片。从一个县城少年到电影导演,是改革开放给了我成就个人梦想的自由和机遇。
从那时起,我清晰的意识到快速发展,经济起飞的中国,是我工作的背景,是属于我的时代,我敏感地体会到了这一点,并且意识到一种文化责任,在1998到2008十年的时间里拍摄了六部长故事影片和三部长记录片。它们一直在呈现我们这个巨变的国度,特别是这个变化过程中人民的所思所想。
2006年我和上影集团合作,拍摄了影片《三峡好人》,将经济迅速起飞过程中,国人强大的行动能力呈现在银幕之上。这部影片在当年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的金狮奖。我想通过这部电影,为我们快速变化的时代保留一份珍贵的影像记录。
现在,已经有超过50个国家放映了这部电影。在不同的国际影展,不同的国家推广自己的电影时,我深深感觉到各国观众强烈的渴望了解中国的欲望。
的确,中国做为目前全球最大的经济发展体迅速崛起的时候,国际社会非常想通过中国文化了解到中国人民的感情,生活方法和价值观。我也日益觉得,一个强大的国家,必需有强大的影像输出。做为一个文化工作者,我们有责任将自己的文化传播出去,让世界对中国文化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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