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政治现历史性回摆 国家呼唤自我调节制度

　　俄国政治的历史性回摆

　　方 亮

　　11月5日，在普京的注视下，梅德韦杰夫完成了担任总统以来的首次国情咨文陈述。

值得注意的是，梅氏在演说中没有对几小时前当选的奥巴马表示祝贺。这种“怠慢”或许是俄罗斯人对待西方正兴起的变革的一种常态，就如同1703年彼得大帝在波罗的海岸边建起彼得要塞，并从这个“小窗口”冷眼观瞧更加文明先进富有的欧洲社会一样。

　　“俄体”“西用”之争

　　几百年来，对西方的冷眼观瞧构成了俄罗斯历史的重要主线之一，而其实质是“俄体西用”。所谓的“俄体”，主要是指由君士坦丁堡（史称“第二罗马”）泊来的东正教文明。自公元988年弗拉基米尔大公将基辅人赶下第聂伯河接受“洗礼”以来，东正教便在俄罗斯扎下了根。1472年，伊凡三世迎娶了东罗马帝国末代皇帝的侄女索菲娅公主，同时将拜占庭的双头鹰标志引入俄国，作为俄国继承拜占庭帝国和东正教遗产的象征。在随后的瓦西里大公统辖俄罗斯时期，莫斯科已被抬升为“第三罗马”。及至伊凡四世登基并加冕为“沙皇”，这位后来带领俄国打下喀山并东扩至西伯利亚的“雷帝”正式成为新的凯撒。

　　而所谓的“西用”，指的是从17世纪末彼得大帝扮作学徒远赴欧洲“求取真经”起，俄罗斯人持续参照学习的西方文化和社会制度。例如叶卡捷琳娜女皇所醉心的启蒙思想，十月革命所带给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以及苏联垮掉后二次瓦解了俄罗斯社会的自由主义经济。俄罗斯从西方大量吸收新知，但这并没能从根本上颠覆俄罗斯人的传统价值观。

　　“俄体”根深蒂固的原因之一，是弗拉基米尔大公引入的东正教与欧洲盛行的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信仰相悖，而且自13世纪中期以后俄国人被蒙古人残暴统治了200多年，基因里早已注入专制的毒素。既富扩张野心、手段又专制，俄罗斯与西方冲突的命运便由此注定。历届俄国君主或曾有过自由化改革的冲动，但当这类实践稍显“过度”时，君主的权杖便会马上将指针拨回从前。正如彼得大帝冷眼观瞧英国议会政治一样，叶卡捷琳娜女皇也在启蒙思想威胁到她的统治后残忍地举起了屠刀；列宁曾希望革除俄国的专制传统并在临终前警告不可让斯大林专权太甚，但后者还是通过肃反运动将苏联变成了古拉格群岛。

　　正如索尔仁尼琴1994年回国后所开出的药方一样，今天的俄罗斯人更懂得应当批判地审视西方的一切。这方面的教训已经足够深刻：1917年二月革命后按照西方模式建立的资产阶级政府仅仅存活了7个月便被布尔什维克推翻，随后确立的苏联时代使得自由经济与俄罗斯的再次亲密接触被推迟了70多年；在历史接近1990年代时，被深深“囚禁”于积重难返的苏联制度中的俄罗斯人热切盼望着自由主义的泽被，这种愿望之热切足以让人们的理智被融化，于是距离俄罗斯传统最大的一次偏离便在历史闸口放开的时候发生了，激荡的自由化浪潮席卷了俄罗斯大地，结果留下来的是10年的混乱与衰败——西方几百年来藉以独步天下的自由主义经济制度在与俄国的再次亲密接触中遭受了异常难堪的失败。

　　痛定思痛，将历史指针再次拨回从前就成了不二的选择。普京在这个历史当口的横空出世给俄罗斯的历史性回摆创造了条件。至于回摆的幅度，普京正在给出答案。

　　“设计”出来的强国史

　　除了专制传统，千年的发展史还给俄罗斯留下了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和强国意识。当生活在森林中的东斯拉夫人看到那高高大大的带有金顶的东正教教堂时，一种强烈的安全感驱散了对未知森林的恐惧。自此以后，国家的形象在俄罗斯人心目中几乎定型——她应当像金碧辉煌的教堂一样高大、神圣、威严、不可侵犯。这种形象在前苏联对后来仅停留在图纸上的“苏维埃宫”的设计中得到了展现，“苏联第一”的信念使得图纸上的“苏维埃宫”几乎成为了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国家标志建筑。

　　而在摆脱了鞑靼-蒙古人的桎梏后，俄罗斯人发现自己是唯一一个打碎了异族统治的斯拉夫（意为“奴隶”）民族。一时间，这种对国家形象的期待得到了极大满足。于是，自公元988年“基辅受洗”后便牢固存在于俄罗斯人思想中的“弥赛亚”意识便与这种民族优越感紧密结合，成为俄罗斯民族自我肯定和欣赏的精神源泉。当1697年25岁的沙皇彼得远赴欧洲学习先进经验时，他的子民们为年轻沙皇这种“自我贬低”的举动而感到羞愧。最优秀的民族怎么可以向异族求教？最强大的国家难道还需要从他人处得到启示？可是当彼得统治下的俄罗斯打开波罗的海出海口开始“从侧面盯着欧洲”的时候，沙皇子民们又开始因彼得敢于将都城建于敌人的炮口下而自豪。

　　一种俄罗斯式的历史逻辑便经由彼得被确立下来：只要是有利于壮大俄罗斯国家的人和事，就统统是正确的，而其同时所具有的负面影响则可以忽略不计。俄罗斯人可以忘记彼得的残暴，但他带领俄罗斯赢取的荣耀却让他为世代国民所景仰。他们也可以对残暴杀死自己儿子的伊凡雷帝既往不咎，毕竟他打下的领土使得他配得上“第一个沙皇”的称号。不管叶卡捷琳娜女皇有多少情夫，她继承彼得大帝衣钵将俄国带入至强至圣境地的功绩不可抹杀。1949年斯大林在莫斯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说的一句话，“胜利者是不应当被指责的”，这句话可说是对上述历史逻辑的最好证明。

　　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在《大国悲剧》一书中感慨：历史是时代的人质。而为了实现用权杖随意拨动历史指针的宏图伟愿，首先要有能力“设计”历史。这一点并不难，如同当年斯大林授意编写《联共（布）简明党史教程》并亲自审定一样，由普京授意编写的新版俄罗斯历史教科书对斯大林做了“英雄化”的处理，并将“大清洗”运动说成是促进国家进步的“明智之举”，以满足普京树立强人形象的需要。而在去年拍摄的俄罗斯版“007”电影中，智勇双全又不乏人情味的漂亮女特工在影片结尾被美军围困，但赶来增援的苏式战机和武装直升机立刻将美军的势头压了下去并将女特工安全带走。这类电影越来越多，间接传达了特工和军人是国家政权中坚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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