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乡务工者蹒跚的脚步提醒我们,从中低收入群体承担的风险看,企业高管们更应该制定降薪计划。如果企业高管依旧年薪千万,中低收入群体却面临就业艰难和薪水暗降,显然不是“共克时艰”的样子。
忙碌的国家发改委新闻官用一句“莫名其妙”,否认了“正在起草社会大范围涨工资草案”的传闻。
随后,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对记者的继续追问,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表示,“据我所知,还没有这样一个大规模、大幅度增加收入的考虑。”虽然“涨工资”传闻就此打住,但无妨我们再追问:没有普通居民的“涨工资计划”,那有高管们的“降薪计划”吗?
如果说,目前社会大范围涨薪计划并不现实,那么,给高管们定一个降薪计划却是必要之举。
国际劳工组织最近发出警告,全球金融危机将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随着经济增长放缓,首当其冲的是那些低收入的人。该组织的研究部门主任托雷斯说,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贫富家庭之间的差距已经扩大了。除非能采取一套长期的结构性改革,否则情况将会变得更糟。他补充说,虽然经济救援计划的费用是由所有纳税人来分担,绝大部分是由低工资工人来承担,但并不是每个人在经济扩张期繁荣期都享有同样的好处。
试把美国大企业高管薪水与普通员工的薪水进行对比,就会发现,2007年,高管薪水是员工的275倍,而在30年前,这一数据则为35倍。从这个角度看,金融危机也是对收入差距过于悬殊的一次极端“报复”。
反观我们国内,不能不正视收入差距同样不合理的现实。有人说,金融危机是富人的危机,他们的财富一蒸发就是成百上千万元,普通百姓担心什么。恰恰相反。如果金融危机是一只老虎,老虎开始咬人了,但最先咬疼的不是这些富人,他们无非是放弃乘坐私人飞机、减少更换豪华汽车而已。富人蒸发的往往是财富的数字,普通人蒸发的就是维持生计的饭碗和面包。
虽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出通知说,近期暂缓调整企业最低工资标准。这是为了稳定就业。但同时我们必须看到,鉴于收入差距过大的现状,即便暂缓调整最低工资,暂缓“大范围涨工资”,但却不能暂缓“限高”,更应积极“限高”,给高管们“降薪”。共克时艰,高管们的薪水更没有理由“外甥打灯笼——照舅(旧)”。
离乡务工者蹒跚的脚步在提醒我们,从中低收入群体承担的风险看,高管们更应该制定降薪计划,顾及普通百姓的感受和遭遇,主动放弃高额奖金。如果企业高管人员依旧年薪千万,中低收入群体却忧心就业前景和薪水暗降,显然不是“共克时艰”的样子,也违背社会公平公正。
前几天,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郭克利还透露,由金融危机带来的劳资矛盾案件多发期,将在明年上半年凸显。他说,年底临近,有企业开始裁员了,这必然带来劳动争议案件的激增。从千方百计防止劳资纠纷激增看,需要高管们多一点社会责任心,自己拿着天价薪酬,却要通过裁员降低人力成本,将金融危机风险转嫁到承受能力最弱、也最没有能力转嫁的人群身上,必然为劳资纠纷埋下引火线。
沪市一家上市公司新近的公告称,公司8名董事将主动降薪与上市公司共渡难关。下调后,公司董事长月工资由先前的3.5万元降至2.8万元,总裁月工资由5万元调至4万元。虽然,现在有一些企业高管自降薪酬,但没有形成共识,力度也不大。奢望他们主动割舍天价薪酬,未免过于天真。有关部门还应该积极地敦促“限高”先行一步,适时调整少数高管收入过高过快现象。
这个特殊时期,尤其要防止收入分配、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提低”、“扩中”、“限高”是收入分配改革的大方向,就是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收入,限制高收入群体的收入过高增长。从现状看,“提低”的步子迈的较快、较大,“扩中”和“限高”困难不小。尤其面临金融危机影响和经济不确定因素增加,难度进一步凸显。但社会对“扩中”尤其是“限高”的呼声并没有停止。(成露) (来源: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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