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顶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图)

　　梵梵正论

　　头顶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

　　林来梵　　再次，盲信科学的态度，尤其是科学至上主义也是非常危险的。这是因为，科学至上主义往往会容易伴随着傲慢与偏见，容易借助“科学真理”的名义，对人的价值和意义，对人的生存的方式，进行一种价值独断

　　自十八、十九世纪以来，在人类的知识体系的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科学研究明显受到了自然科学方法的重大影响。在实证主义的促使下，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方法也与哲学内部的实证主义方法合流———可谓是一种“合谋”，使社会科学的研究引入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

　　这种研究方法的引入，当然是人类知识世界里面的一个重大事件，而且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件。但是，发展到现在，我们就会不断地看到，所谓“科学”研究的方法，本身就已经在自然科学领域里出现了问题，在引入到社会科学领域以来，其所出现的问题就更多、更大了。

　　休谟所提出的从事实命题中不能推导出价值命题的观点，就是在科学主义方法论体系成立时代的一种方法上的觉醒。大致在50年之后康德在德国出版了《道德形而上学》，康德之后更形成了新康德主义，进一步确定与推进了这一思想。新康德主义在方法论上的两个要点，透过法学也可以清晰看到。一个要点就是将事实(德国人讲的“实存”)与价值严格分开，另一个要点则是认为不能从事实命题，直接推出当为命题。如果说第一个要点已在当今收到了哈贝马斯等思想家的质疑，那还可以理解，但第二个要点，则是一个非常强韧的观点，迄今仍具有启发意义。

　　前述的休谟问题，正与此不谋而合，以致后来在西方社会进一步固定为主体和客体之间二分对立的思维模式，对于这种思维模式，长期以来在西方很多学者都在探讨，在法学领域也有极大的影响，韦伯、耶利内克、凯尔森、拉德布鲁赫等大家都属于新康德主义阵营的人物，明确主张“二元方法论”，认为不能从一个“是什么”的命题当中直接地、无条件地推出“应该怎么办”的结论。这其实就是揭示了科学认识的意义界限。

　　时至现当代，进一步出现了更为重要的理论形态。如前所述，哈贝马斯的理论是质疑了事实与价值的分离，甚至对二分法这样一个人类思考模式构成了根本冲击，其主要是认为人类在认识论这个框架里面把主体和客体截然分开是不对的，为此提出“主体间性”的概念，认为真理的获得并不仅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蕴含着主体和主体之间的关系。

　　如果从这个脉络追溯到海德格尔，可以发现他进一步发展了前人的理解学说，而到了他的学生伽达默尔—————即哈贝马斯曾经论战过的同时代前辈那里，他也对科学主义和客观主义持有批判的态度。这一思想的脉冲都向我们启示了一点，就是在西方哲学界、人文社科学界，实际上已经在方法论上认识到科学的局限性，乃至已经对科学主义进行了一定的反思和批判，而且有可能会开拓新的认识论的图景。

　　国际思想界的这一动向对我们也是有启示的。我觉得，中国学人在人文科学的研究领域当中，也应该对科学主义进行反思，避免走向唯科学主义、科学至上主义的道路。在这里，我们姑且把那些认为只有科学才能提供真理，只有科学才是有用的，只有科学才能给人类带来幸福的一种态度、观念，称之为科学至上主义。而这种思想倾向在中国的语境中，也是有其历史传统与文化土壤的。

　　那么，究竟“科学”的局限性何在？为什么我们要反思科学主义，尤其是科学至上主义呢？

　　首先，我认为传统所谓的“科学”是非完全可能的。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主客二分的方法，实际上是把一部分现象列为外在于我们而存在的自然现象，列为一种纯然的事实或客观实在，但是那种被列为“事实”的现象，本身就已经反映了主体间性，已经蕴含了一种“事实的先验结构”在里面。

　　就拿杭州的龙井茶为例，它看似可以被科学地确定为是一种可以饮用并且有益于人的健康的物质，但其实也是被确定为一种人们已经认识到的“茶”，而且还被认定为是一种名茶，甚至是有身份的人喝的茶等等，为此它的“存在”其实就含有主体之间的共识成分，含有价值和意义在里面了，而不可能是完全自足的客观对象。

　　其次，科学也不是完全有效的。要认识到，并非所有复杂的社会现象都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科学不能解决人类的终极价值问题，无法解决“诸神之争”，迄今仍然无法完全替代人类对宗教的需要。比如，就道德、正义感的客观依据而言，如果能还原到镜像神经元这个体系里面来加以论证其神经学基础，似乎可以认为对正义的科学认识是有效的，但是这个有效性也还是具有边界，存在局限的，因为它毕竟是还原主义的，也无法告诉我们就一个具体的“当下个案”，人类应该如何做出决定，如何才是正义的。

　　再次，盲信科学的态度，尤其是科学至上主义也是非常危险的。这是因为，科学至上主义往往会容易伴随着傲慢与偏见，容易借助“科学真理”的名义，对人的价值和意义，对人的生存的方式，进行一种价值独断，甚至将一种必然需要不断证伪的判断，强加于其它意志或价值的主体。历史上的许多谬误，固然可能肇源于迷信，但也不乏假借科学、真理的名义，进行规训或压迫，走向价值绝对主义的极端。这即使在中国的历史上也已经有深刻的教训了。

　　康德的墓碑铭上写到：“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是时常愈加反覆地思索，它们就愈是给人的心灵灌注了时时翻新，有加无已的赞叹和敬畏———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科学无法完全回应人类的心灵。尽管我们并不完全否定科学的精神与方法，尤其是科学的确定性、可操作性、实效性等优异之处，然而，我们还是应该拒绝盲信科学主义，开始反思科学主义；既学习科学的精神与方法，又保持对科学主义的反思与戒备。

　　(作者系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