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艺术与知识共同体(图)

　　西域游记

　　商业、艺术与知识共同体　　试图以产业化方式制造大师和研究成果，结局多半是“播下龙种、收获跳蚤”。相反，那些自发的、真诚的、不急功近利的捐赠和资助才能真正有益于文艺繁荣、促成人才辈出。而人才一旦大量涌现，就将推动社会迅猛发展以及各种事业的成功，并在客观上对投资者有所回馈

　　季卫东

　　翡冷翠，旧译佛罗伦萨，作为文艺复兴的发祥地，也是我向往已久的城市。我到达的时候是星期一，乌菲兹美术馆以及主要博物馆都关门谢客，令人颇感遗憾。但这倒让我有时间在这座小古城里转悠，寻找市民社会、世俗生活以及文艺事业的特征。

　　首先参观的是梅狄奇家世世代代的菩提寺———圣劳伦斯教会。我感兴趣的倒不是其中展现的富豪气派，而是这个名门望族的持续好几代人的行为方式。

　　稍有西方近代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梅狄奇家主要以经营医药贸易和银行业发迹，成为欧洲一时的首富、最大的慈善家、翡冷翠市容的塑造者。在大街小巷漫步，到处可以看到梅狄奇家的徽章：百合花和红丸药囊。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雕塑家、画家、诗人、哲学家以及科学技术研究者，都是因为这一家族的资助和庇护而成才并闻名天下。世界上最早的孤儿收养院和未婚母亲居所也设立在这里。梅狄奇家族不仅散财于科学艺术和社会福利，而且还善于多元化经营和放贷获利。他们与毛纺织业主一起发展银行业，使翡冷翠在13至15世纪成为欧洲的金融中心、对西方世界经济的影响不亚于今天的华尔街。梅狄奇家以及工商业主还参与政治甚至直接主掌权力。他们通过《正义规定》放逐贵族豪门，推行市民自治。最能体现这种新政治秩序和自由氛围的就是米开朗基罗雕塑的那座雄赳赳、气昂昂的大卫像。

　　绕着圣劳伦斯教会漫步，我反复想起的却是电视连续剧《大宅门》里的镜头。影片中的白家也以药店成就功业，也与王侯有交往，也对社会产生了各种影响。如果有人把同仁堂与梅狄奇家的发展历史和行为方式进行比较研究，一定会获得很多有趣的发现，可以从中找出东西方企业、市场、国家的制度变迁过程的特色和成败原因。

　　我在多摩教会、钟楼以及洗礼堂盘桓良久，然后到翡冷翠共和国时代政务院的广场。在自由奔放的大卫像前我碰到了在电影《英雄》里扮演“秦始皇”的陈道明及其助手，寒暄几句、照相留念后分手。接着我就沿着阿诺河畔的街道信步漫游。

　　在离著名的旧桥不远的地方，我看到一间非常有趣的老铺。只有一个人照看店面，依然采取传统的手工技法制作书籍、图册以及文具，并为古书善本进行修缮和牛皮包装。

　　我在货架上找到一本印有米开朗基罗作品和署名落款的素描册、一本印有诗人但丁头像的草稿本作为纪念品购买。总共只花了区区10欧元。但我没有想到，对这样的一次性外国小买主，铺主不仅没有任何轻慢、强求搭配以及欺诈的举止，居然会慎重其事地用印有名画图案的包装纸分别精心裹起来、在接口处贴上金色的标签，再用当地特产的植物纤维细绳捆绑一下，各插入一张不同设计的名片，然后装进特制的艺术装饰性很强的纸袋里。用大概是将近一个世纪之前出厂的打字机式售货机计算和印出发票后，也放进纸袋，然后笑眯眯地交到我手里。

　　这时的我，真有说不出来的感情在心里涌动。在这里，能体味到一种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精神———敬业、诚信、带有美感的优质服务。或许这就是小小翡冷翠能够成为欧洲商业中心并以文艺复兴扭转乾坤的诀窍？

　　更饶有趣味的是作坊里的各种精巧工具。在柏林音乐博物馆，我也曾对制作古钢琴、风琴以及小提琴的各类用途的大量工具留有深刻印象。中国匠人心灵手巧，但在制作工艺品和乐器时的工具却没有这么丰富精致，主要还是靠悟性、经验、灵感以及祖传秘方，较难稳定地控制质量和传承绝活儿。在工具理性方面，中国文明与西欧文明的差异的确很明显。

　　显而易见，翡冷翠孕育的却并不是单纯的重商主义；商人不仅仅靠初级的价格竞争以及奸商机巧来赢利，更主要的是通过对质量、技艺以及附加价值的追求不断推动产品的改良，导致技术革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在控制质量和稳定价格的基础上获取更大利润。

　　据日本的意大利史学家清水广一郎教授的研究，为了确保信誉，商业文书主义早在中世纪就渗透到翡冷翠厂商的家庭内部，在血缘关系者之间也签订利益分配的协议、明确相互间的权利和义务，真正做到了所谓“亲兄弟、明算账”。到15世纪末，复式簿记方式和会计以及公证制度都已经完备，甚至还出现了处理家族财务的实务指导手册。在当时的市民中，“随身携带笔墨，把一切交易行为和收支都立即记录下来并制作成文书和证据资料”成了普遍化的行为方式。

　　在夕阳里，我来到桑塔科罗彻教会，相当于这座古城的先贤祠。在这里，有客死异乡的但丁的纪念堂。还有艺术家米开朗基罗、音乐家罗西尼、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科学家伽利略等276位名人的棺墓。这些才是真正的、各国公认的大师，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这里，我的眼睛湿润了。

　　通过这座典型的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时代的精美建筑以及那些死得其所的民族英魂，我们已经能大致猜出梅狄奇家的葫芦里究竟装的是什么样的灵丹妙药了。作为慈善家和赞助人，梅狄奇们所做的不仅仅是慷慨解囊，而且还与作为捐赠对象的文人墨客、艺术家、学者们形成了同呼吸、共命运的密切关系。也就是说，庇护人与受益人构成了一个强韧的共同体，从而酝酿出某种适合天才发育的自由氛围。那时彼地，即便庇护人是国王或教皇，艺术家和学者也敢采取“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态度，有时还因对设计方案的意见不合拂袖而去。

　　我们知道，对文化和学术的支援并非斥资营利，本来就是无法计算投入产出的，因而也就不能太在乎失败的风险。当然，出资者必须慎重选择赞助的对象，需要具备能够准确判断是不是人才的眼力和见识。但这样的发现很难依赖某些确定的外在指标、也根本不能进行短视的收支计算。试图以产业化方式制造大师和研究成果，结局多半是“播下龙种、收获跳蚤”。相反，那些自发的、真诚的、不急功近利的捐赠和资助才能真正有益于文艺繁荣、促成人才辈出。而人才一旦大量涌现，就将推动社会迅猛发展以及各种事业的成功，并在客观上对投资者有所回馈。

　　关于这一层道理，其实中国人也早已领悟。唐代的文豪兼思想家韩愈曾经写过关于人才与识才之间关系的杂文，指出了千里马与伯乐之间的悖论。在此，许多人会想起韩昌黎本人或者欧阳修等一大批文豪屡遭罢黜迁徙的故事，也许还会联想到当代物理学家束星北、法学家杨兆龙的命运。为什么在中国很漫长的历史时期内这种状况一直难以改变，无数优异人才不得不在反复遭到贬逐的旅途上颠沛流离、消磨年华甚至埋骨流放地？为什么从15世纪开始，中国与欧洲之间在社会进步方面的各种差距会越来越显著？在目前的全球化人才竞争和制度竞争里，中国究竟能否再次胜出？我带着这类问题踏上回程，透过列车的窗口看着群星灿烂的夜空，回味这一天的所见所闻，好像有了些顿悟。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