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阵风吹过,几片塑料袋从地上飘起,伴着风在空中打着旋,仿佛一只只蝴蝶,塑料袋之上,是昆明那蓝得几乎通透的天。蓝天之下,却是一个硕大无朋的垃圾填埋场,裸露的泥土已被堆积如山的垃圾完全覆盖,各种斑驳的颜色交杂在红色土地上,污水横流,刺鼻的气味让人作呕的刺鼻气味无时无刻不在刺激着人的鼻腔。
拾荒的与管事的
这些人团队管理拾荒者
他们,是昆明西郊垃圾填埋场的拾荒者,他们状如乞丐,每日里,就在这垃圾场上不停翻刨着纸片塑料,过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生活。在西郊垃圾场,这样的拾荒者有数十名之多,男女老少,混杂其中,间或还可见到几个孩子,有的在垃圾堆间嬉戏,有的也用稚嫩的小手做着与父母同样的工作。
这些拾荒者,大多来自贵州、云南等地的贫困山区。每天,他们翻检出来的东西会统一交给工头,每个月的六号,他们就会从工头手里取得自己上月的报酬,每个人,大约1000元。
除了这些在不停翻检的拾荒者,垃圾场上还有各色管理人员。这是一个由四川人组成的团队,领头之人姓吴,约摸40岁年纪,短小精悍的他,眼里透出一丝狡黠的光芒,他说,自己来自四川南充,在这里也只是为了混口饭。老吴身穿一件几年前的不知多久以前的公安制服,原本的橄榄绿已经被洗得的有些泛白,手里一直拿着一条竹棍,不停敲打着地面,原本平常的竹棍在他手里却舞出了指挥刀的架势。
老吴一干人等,管理着这几十名拾荒者,他们是这些拾荒者与外界接触的唯一通道,同样他们也阻隔了这些拾荒者通往外界的目光。老吴之上,还有一个被他称呼为“彭哥”的人,从他透露出的只言片语中,可以得知,这些拾荒者正是在为这个“彭哥”工作。“彭哥”知会了老吴,要他坚决制止记者拍照采访,在电话中面对记者时,“彭哥”的态度尤其强硬,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直会以为这个“彭哥”是个省部级干部,哪里像是个管理垃圾场的?
老吴等人坚决贯彻了“彭哥”的指令,甚至不惜诉诸武力。 老吴对记者说:“允许你们拍了,24小时守在这里拍都可以,不允许你们拍,站在这里我们眼睛看着都烦。”这几千平方米的垃圾场,在老吴眼中,俨然就是自己的“私属领地”,而在这块“领地”里,他的权威不容人冒犯。他举起手中的竹棍威胁记者道:“我这跟棍子打到你身上,就莫怪哦。”举起竹棍的老吴,大有“一剑在手,江山我有”的架势,威势十足。
记者收拾起相机,老吴依旧不肯善罢甘休,他坚决不允许记者采访那些拾荒者,说:“这个不允许哦,在这,你只能了解垃圾卸了多少吨。”见到记者不依不饶,他则干脆扯着嗓子吆喝一声“全体下班!”说完还用手中的竹杖不停驱赶那些依旧留恋一小块破塑料袋的拾荒者,那神情,俨然指挥着千军万马的将军。
老吴的命令,被这些拾荒者坚决而彻底的执行了,他们都放下手中的活计,快步从垃圾场中走出。偶有几人会对老吴回一下嘴,但当老吴恶狠狠的目光与这些人对撞时,回嘴也变成了自己低声的私语。片刻之间,原本热火朝天的垃圾场便变得清净无比,只有远处的推土机依旧轰鸣。
拾荒部落月薪千元
芭比娃娃与一包过期牛奶
走出垃圾场的拾荒者三三两两结伴向山下走去,也就在此时,他们才会展现出一点生活的情趣。女性拾荒者会一起拉拉家常,那些男性拾荒者则点起卷烟,眼里露出幸福的神色。垃圾场向下的山道两旁种满了树木,行走在林荫之间的这些拾荒者步履轻快。几个小孩也在其间穿来穿去。同样也只有在此时,才可以在这些孩子脸上看到纯真的微笑。
这些孩子很怕生人,怎么也不肯和记者多说一句话,记者一开口,他们就将自己藏到大人身后,只露出一双明亮的眼睛,有些惊恐,又有些好奇的看着记者。一个看起来年龄稍大一点的姑娘,手中死死抓住自己心爱的玩具—— 一个已经残破不堪的金发芭比娃娃,显然,这个被小女孩视若珍宝的芭比,来自那成堆的垃圾之中。
闹哄哄的人群里,突然有一个少年拿出一包牛奶,插上吸管喝了起来,神情很是满足。少年大口的喝着,纸盒在一瞬间就被吸得凹了进去,然后他随手一扔,纸盒划出一个大大的圆弧落在路边。记者看见了这包牛奶的包装,正是前些日子因为三聚氰胺事件而被人丢弃的某品牌,毫无疑问,这包牛奶也来自垃圾堆。
没有了监管,这些拾荒者都还愿意和记者说上几句。一位姓朱的拾荒者说,他来自贵州六盘水。“才来没多久,是我兄弟叫我过来的,现在他已经没在这里干了。”他的兄弟已经在昆明找到了更好的活计,临走之前才从家乡把他叫了过来。这位姓朱的拾荒者说,在此之前,自己还从未出过远门。“以前在家,也没什么手艺,几十年都在地里盘田。现在干这个活,还是可以。”这位姓朱的拾荒者说他告诉记者,家里有两个孩子,都正是读书的年纪,花销不小,在这里他每月能挣到差不多1000元,而这些钱,相当于他在家里很长一段时间的收入。
窝棚与耶稣
从垃圾场沿着山路往下,不到一公里,便是母格村,村民说,这些拾荒者便在此处租住民房。母格村的村民对这些拾荒者已习以为常,靠近路边的几家农户都在自家院子里开起了小卖部,销售一些日常用品给这些拾荒者。
村子路边的一个小院里,西郊垃圾场一位名叫张青松的工人也在这里做起这些拾荒者的生意,狭窄昏暗的屋子里,摆满青菜豆腐,他说这些都是卖给拾荒者的。“我才几百块钱一个月,不做点这些,哪够我吃啊?”张青松说,他在这里主要工作就是抽抽污水,垃圾场倒是不经常上去。而在几年之前,上面都还没有这些拾荒者的身影,“以前垃圾拉过来就直接填埋了。哪里还有人来检。”张青松说。张青松的这间小卖部,还是这些拾荒者的娱乐中心,屋中柜子上摆着一台破旧的电视,收工回来的拾荒者坐在屋子正中,仰起头看得目不转睛。
在母格村中,这些拾荒者都是集体居住,去往他们所居所院落的路上,几个拾荒者的孩子在路中嬉笑,他们对记者很是好奇,却又不敢靠近一看究竟。一面回头,一面向前狂奔,只留下一串银铃般的笑声。孩子走进末了,还一个将小院,将的大门紧锁住,只敢从门缝中露出眼睛。待到敲开小院大门,映入记者眼帘的景象却着实有些触目惊心。
所谓租住的民房,原来不过是一个两三百平米的空小院子,院子里面没有一间成型的房屋,这些拾荒者的容身之所,都是自己搭建起来的窝棚。而搭建这些窝棚的材料,全是他们在垃圾场捡回来的纸板、塑料。四五间窝棚并列在一起,连屋门都没有,这些窝棚高都不足两米,一个成年人都需要弓起身才能进入其中,从门口望进去,窝棚里漆黑一片,一股莫可名状的算刺鼻臭味弥漫在整个院子之中。院子的尽头,是一排猪圈,这些猪圈倒全部是用水泥砖砌成,钢筋圈门被刷上红色防锈漆,这些猪圈很是宽敞明亮。那些拾荒者的孩子就在屋内警惕的注视着记者,不时探出头来,又急速的缩了回去。这些拾荒者几乎每家都养了一条狗,狗儿们不停在人脚边走动,摇着尾巴企望获得一点食物。院子的尽头,是一排猪圈,这些猪圈倒全部是用水泥砖砌成,钢筋圈门被刷上红色防锈漆,这些猪圈很是宽敞明亮。
听到院子里有些响动,一位老大娘颤颤巍巍的从窝棚里走出,老人身上的衣服已经看不出原本的颜色,只有胸前的十字架依旧光彩夺目。老人说自己是苗族,来自贵州,她是耶稣基督的虔诚信徒。汉语都不太流利的老人,却能字正腔圆的讲出“我信耶稣”。老人说:“我儿子在上面做工,我就在这里照管下孩子。”而这里的所有孩子,至今都还没有踏入过学校半步。
两面迷局
村口,一位年轻的拾荒者正抱着自己的儿子在晒太阳,中午时分是他们这群人难得的一点闲暇时光,这名年轻的拾荒者姓刘,来自贵州。到这里的时间不长,只有一个多月。他是与自己的妻子一起来到这里,但他的妻子并不参与垃圾场的工作,每日在家全心照顾孩子。这名姓刘的拾荒者说,在垃圾场上,“工作时间不定,去不去,什么时候去都随自己。”在每个月的6号,都能从老板那里领到1000左右的现金。他说,他来这里干活,是因为管事的老吴向他提起过。他对垃圾场上的辛苦工作似乎并不在意,对这每月能兑现的1000元现金他相当满意,而至于工作中应有的保障,该买的保险,这位姓刘的拾荒者却根本没有听过。看着怀里的孩子,这名姓刘的拾荒者温情默默。他说孩子有一岁多一点了,但还没有名字。“名字等到回家老人取。”
告别了这名姓刘的拾荒者,记者再度踏上垃圾场。老吴的态度依旧蛮横。所有的拾荒者也缄默不语,避开老吴等人的视线,记者悄悄走到一名拾荒者旁边,刚开口没说几句话,旁边的拾荒者便开始大声呼喝“喊你莫说了,你还在说,不想在这做了哦”,“你才来几天,就啥都晓得了?”原来,趁着中午吃饭的时间,这些拾荒者都被老吴等人下了封口令。
下午的老吴,也开始为自己早上的说辞开脱,才通完电话不久的“彭哥”在他口里已经变成了陌生人。他说,对于“彭哥”,“我们还是不认识,只是听见人家说。”而这些接受他管辖的拾荒者,也在此时变得与他毫无关系。半晌之后,一脸尴尬的老吴才从嘴里挤出一句话“在这个垃圾场,工人只有我们4个。”
母格村里的一位村民说:“我们都知道这些人在上面捡垃圾很辛苦,但他们在家挣的钱更少,听说一家人一年都只有1000多,这边虽然苦了点,但比起他们在家的生活,已经好了太多。”
本报记者 梁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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