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12月1日电 题:“我是病人,不是"坏人"”——中国艾滋病感染者呼吁社会消除歧视
新华社记者白旭 桂涛 崔静
身佩红丝带的中国领导人胡锦涛和李克强1日上午专程来到北京地坛医院,考察艾滋病防治工作,并看望正在接受治疗的艾滋病人。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温家宝总理专程来到安徽省阜阳市,深入村庄,亲切看望艾滋病患者、孤儿和基层医护人员,了解艾滋病防治工作情况。
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在“世界艾滋病日”之际走近艾滋病人已成为惯例,他们希望藉此传达中国高层关爱艾滋病人、希望唤醒全社会关注的强烈信息。
作为中国存活时间最长的艾滋病患者和2008年度贝利-马丁奖获得者,40岁的孟林(化名)在中国社会舆论对艾滋病看法的转变问题上很有发言权。
“大众环境在改变,使越来越多的艾滋病患者有勇气摆脱阴影,去加入到共同控制艾滋病传播的队伍中,”孟林沙哑着嗓音说道。作为“爱的避难所”这个为艾滋病患者而建的民间组织的创始人,他在艾滋病日前后十分忙碌。
不过,在肯定中国领导人关爱艾滋病人的示范效应的同时,孟林认为,艾滋病感染者在中国仍然要面对极大的社会偏见,歧视现象并不鲜见。
今年初,小红(化名)来到北京一家知名医院寻求肾积水的治疗法案,院方建议她动手术。但当院方得知她是一名艾滋病患者后,拒绝让她住院治疗。
后来,她又去了另外两家医院,结果也遭到拒绝。
小红的丈夫,也是一名艾滋病患者,对妻子处处碰壁感到非常愤怒,他表示曾想过要在公共场所以过激行动表示抗议。
“这个故事可能会让你震惊,”孟林说,“如果有人不信,我可以陪他找个医院去试试。”
卫生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9月30日,中国累计报告艾滋病病例26万例,其中艾滋病病人7.7万例;报告死亡3万余例。尤其令人担心的是,性传播目前已经成为中国感染艾滋病最主要的途径,这意味着艾滋病正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蔓延。
尽管中国在10年前就明确立法反对歧视艾滋病患者,公众现在仍然谈“艾”色变。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在今年9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6个城市中超过6000名中国学生、白领、蓝领和移民中,超过三分之二的人不愿意与感染者共处一室,而半数人不愿意与感染者共同进食。
报告还显示,48%的受访者仍然坚信蚊子叮人也能传播艾滋病病毒;另有18%的人认为,艾滋病患者如果向他们打喷嚏或咳嗽都会传染艾滋病。
偏见也是造成歧视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中国,人们大多会把艾滋病与道德沦落相联系。这份报告说,来自中国6个城市超过30%的被访者认为,由于性行为或吸毒感染艾滋病的患者“罪有应得”。
新华社记者在采访上海和吉林的一些艾滋病患者时,经常听到的话是“我从没想到自己会被感染……我一直以为只有"坏人"才会感染病毒……”
夏淑清是吉林省搜登站镇的一名艾滋病患者,她回忆自己面对的孤独时哭诉道:“我不怕死,早晚都是要死的。甚至早点死要好,能少受点歧视。”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项目官员张蕾估计,在中国,由于存在社会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怀疑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真正接受检测知道自己得了的人仅有1/10,另有9/10的感染者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
张蕾多年来一直从事防控艾滋病的工作。她语气柔和地回忆起曾接到的一个电话,那是一位歇斯底里般的母亲。
“她说自己和一个美籍华人发生了性关系,并发现自己有艾滋病的相关症状,更可怕的是儿子也出现了类似皮疹的症状。”张蕾说。
张蕾说,这位母亲是位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开始只是哭诉着秘密,后来就哭喊尖叫,想到自己和孩子难以见容于社会,她非常沮丧与害怕。她反复强调,这个例子并非个案,至今她已与这位母亲失去联系,而究竟她是否感染仍是个谜。
孟林说,人们应该包容地认识到艾滋病的出现只是一种疾病,不是一种耻辱。
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高级官员已经用同艾滋病人握手的实际行动,表明了他们的态度。近年来,中国出台了“四免一关怀”等一系列政策,加大了预防治疗艾滋病的力度,正视这一越来越大的公共卫生威胁。
但新华社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一些地方官员仍然认为艾滋病是影响地区发展或者说他们升迁的绊脚石。记者在河南某地采访艾滋病感染者时,就曾被当地官员阻拦,不让单独采访。
显然,如果社会不能直面现实,给予艾滋病感染者以应有的宽容和关爱,将不利于中国有效地控制艾滋病传播。
在12月1日的世界艾滋病日来临之际,中国的城市中和媒体上出现了许多与防控艾滋病有关的宣传品和报道,但孟林却表示,“有点害怕这一天”。
他解释说,每年到12月1日前后,记者们为抢占头条蜂拥而至,要采访他和他的朋友们,而在接下来的11个月又似乎遗忘了他们。最终,艾滋病感染者们的生存环境还是没有改变。
孟林再次呼吁:请社会和媒体不仅有对艾滋病日的轰动性宣传,更要有实际关怀和实地调查,在平日里也能关注这个沉重的话题。
(责任编辑:马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