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苏联卖淫合法化 从警察保护妓院到提倡禁欲

　　早期苏联面对“卖淫合法化”：从警察保护妓院到提倡禁欲主义

　　文　王冰洁

　　卖淫是人类社会的痼疾，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立初期，卖淫现象不但一度泛滥成灾，一些妓院甚至和警察搞起了合作。

　　1.帝俄时期卖淫合法

　　要对苏联时期的卖淫问题有所了解，还得从帝俄时期说起。

　　据考证，俄罗斯妓院最早出现于彼得一世执政时期（1682～1725）。1765年，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曾发布命令，将“不规矩的女子”送往西伯利亚，之后又发布命令，要把街头妓女送进感化院教育半年。1840年，沙皇尼古拉一世将卖淫合法化，但是需要对妓女进行严格的体检，以遏制当时在俄蔓延的性病。为防止妓女逃避体检，她们的身份证被收回，而发给她们一张“黄卡”（托尔斯泰名作《复活》中就提及“黄卡”）——健康卡。

　　监督妓女的工作始终由警察负责，因此妓女就很容易与警察达成某种协议。有人曾抱怨说，即使在控制最严厉的年份，每年夏天都有1．2万名妓女到莫斯科，为季节性工人和外商提供性服务，警察对此视而不见。

　　卖淫合法化之后，每个大城市都建起了法医委员会，由医生和警察组成。但是，当时的人回忆说，这些人很难公正地工作。当时，每个警察负责一个区（例如，首都彼得堡就被划成20个区）。白天，警察必须与委员会一起为妓女做体检，搜索逃避体检的妓女，而且还需到管区的妓院，看看妓女是否都遵守规则；晚上还要查明旅馆和澡堂有无地下妓院；而且还需经常到那些未登记地区，检查有无单独的妓女试图招揽嫖客。

　　2.俄警察帮妓院追捕妓女

　　主管风化的警察，薪水是每月35卢布，而当时首都街头的妓女每月收入可达1000卢布，因此，这些警察很快就开始接受妓女和妓院老板的“上贡”，并为妓院老板效劳。当时的报纸经常爆出这种警察与妓院合作的故事。风化警察还会按照妓院老板的要求，为他们追捕逃跑的妓女。

　　类似事件曾发生在波兰（当时属于俄帝国），经媒体报道后轰动了全俄罗斯：华沙的一名女子被逼无奈沦落风尘，她说服嫖客帮她逃走，逃走计划几乎就要成功了，她到了车站，就在这时，妓院老板派来的警察追上了她，准备将她带回去。但是，管铁路的不是警察，而是宪兵，于是，宪兵终止了这起发生在自己地盘上的非法逮捕事件。

　　3.一些警察甚至帮老鸨逼良为娼

　　应该说，华沙的这名女子是幸运的。但另一个名叫菲克拉•阿布拉莫夫娜•朱可娃的农妇，就没这么幸运了。

　　俄罗斯媒体记录了朱可娃的回忆：“为了找点活，1908年我到了高加索地区的巴库。我不熟悉城市，临时待在一家旅馆，并在当地报纸上发广告，希望找到工作。第二天，一名妇女来到我这里，后来我才知道她是一家妓院的管家拉赫曼，她用欺骗的手段，假装经营女帽作坊，将我带到那家妓院。当我看到去的是妓院时，绝望极了，求他们放了我。我去找警察局的警探，却遭到一顿责骂。他们不让我上街，不让我收发信件，也不让我与任何人谈话。这样，我被扣留了近两个月，直到他们看到我悲痛欲绝、身体虚弱不堪，才把我放了，但是没给我一分钱。就在这时，警察沙赫塔赫廷斯基称他是奉命行事，逮捕了我，收走了我的东西，把我带到车站。和他一起到车站的还有那个妓院管家。在那里，我遭受了最粗暴的屈辱和暴力。”

　　幸运的是，一位叫伊兹马因斯基的警官帮助了朱可娃，命令妓院的管家拉赫曼付给她20卢布路费。拉赫曼给了她15卢布，但是她必须留在城市里，因为她的身份证还在警察手里。

　　但朱可娃再次遭到厄运，警察粗暴地命令她收拾东西，将她一顿毒打，带她到了警察局。一些警探毒打、奸污了她。

　　4.苏联早期对性的认识混乱

　　1917年十月革命后，形势似乎应该有所变化。在人们的印象中，当时应该不存在妓院或被收买的警察，但事实并非如此。

　　苏联早期对性问题的认识一度很混乱。20世纪20年代，一些青年男女以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性关系应该不受约束。《真理报》曾写道：“年轻人显然认为，对性爱问题最原始的观点就是共产主义观点，每个男性青年都必须满足自己的性欲，这几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真理。”性压抑被认为是“小市民习气”。

　　另外，当时饥荒、战乱、失业也迫使许多女性卖淫，出现了不少以澡堂、私人商店、公共宿舍为掩护的卖淫场所。而狎妓者也包括工人、共青团员、布尔什维克党员等，警察或一些政府人员甚至和妓院形成某种合作关系。

　　对卖淫问题，苏联政府的态度是不断变化的。起初，苏联领导人试图说服卖淫女子从良，回到工厂。当时的口号是：“我们要同卖淫现象作斗争，而不是同妓女作斗争！”但是，失业现象还在加剧，妓女从良也找不到工作。于是，只好改变口号：“我们要同女性肉体的剥削者作斗争！”也就是说，打击的目标开始针对妓院的老鸨。

　　1922年，莫斯科“红色普列斯纳”区的一家妓院曾被处罚，其中还涉及基层的苏维埃工作人员给妓院当保护伞的问题。

　　《真理报》曾报道了该案的审理过程：

　　1922年7月2日，法院开始对科马洛娃和莫罗佐娃的案件听审：她们被起诉开设“潘西昂”妓院，剥削妇女。“红色普列斯纳”区苏维埃工作人员帕尔西科夫和第18警察局局长格罗兹金被传唤，他们被控受贿和包庇卖淫。

　　法院传唤了证人、“潘西昂”妓院的妓女库苏琳娜。库苏琳娜说：她和妓院里的所有姑娘都完全服从女老板，无权在晚上见熟人，若没请假就不许去任何地方。库苏琳娜说，有一次，区苏维埃工作人员帕尔西科夫曾醉醺醺地到她那里，要她委身于他，否则就将她逮捕。女老板也拒绝保护她，结果，她只好屈从。她后来得知，警察局长格罗兹金光顾“潘西昂”妓院不付钱。

　　晚上，法院又传唤了另一名妓女、证人叶尔马科娃，她证实：“潘西昂”妓院里的女子没有任何自由。谁要是不驯顺，老鸨就会威胁将她们赶到街头。叶尔马科娃称：苏维埃工作人员帕尔西科夫也曾强行与她发生关系。

　　7月3日早晨，法院又讯问了证人伊诺泽姆采娃，她表示，老鸨待她们非常严苛：甚至她怀孕后，老鸨都强迫她接客、喝酒，直到她怀孕快6个月时才罢休。

　　7月3日晚上，被告的辩护人法利克主张，被起诉人曾起诉这几名妓女，她们因此怀恨在心，证词是在诽谤被起诉人。辩护人说，不能严惩妓院老鸨，因为找不到相关的法律条文。经讨论，法院判决科马洛娃监禁1年半，莫罗佐娃被监禁1年，帕尔西科夫被保释，格罗兹金则无罪释放。

　　《生意人•政权》这篇文章的作者认为，苏俄的法院沿袭了帝俄时期的“官官相护”，为警察和政府工作人员开脱，让案件最终不了了之。

　　5.苏联曾用禁欲主义对付卖淫

　　许多历史学家证明，20世纪20年代，卖淫等消极现象曾在苏联迅速泛滥，其真实情景令人难以想象。前述的“红色普列斯纳”区是当时苏联人花柳病发病率最高的地方，88％的病人在被问起时，都说是被妓女传染的。

　　在布尔什维克干部的摇篮——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中，有1／5的学员染上性病。1925年前后，全国就清查、关闭了2228处卖淫场所，而这还不是全部。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苏联政府开始将卖淫问题政治化。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苏联政府对国民的控制加强，私生活领域不再只是个人道德问题，对性方面的宣传调子发生了变化。生活不检点的人有可能被视为人民公敌，受到严厉惩处。性生活被视为可耻之事，只在繁衍后代时需要。精神恋爱、女性保持处女贞洁受到推崇。党的宣传机构向人民提倡禁欲主义生活方式。医生也配合党的方针，宣传禁欲主义生活方式的益处。卖淫、性乱被视为对共产主义道德的政治犯罪，被宣传为资产阶级有意识地腐化无产阶级。

　　此后，苏联的卖淫现象逐渐减少。1936年，苏联的刑法删除了惩治卖淫的条款。那些夜间在街头提供性服务的女性被视为破坏社会秩序，最多处罚金15卢布。苏联政府对地下卖淫现象讳莫如深。不过，在整个苏联时期，卖淫现象都不曾根除过。（青年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