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百亮先生：我作为一名记者，可能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有限。我的总体感觉是：我们主要谈的是中国外交是如何面对世界，尤其是东亚地区的。我的问题是：中国外交是如何面对中国国内的？如何面对国内制度、决策过程和社会发展的？具体一点说，中国外交是为了经济发展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外交也面临问题和挑战。最近一些国际会议也可以看出这些问题。G20峰会上所关注的焦点是中国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亚太峰会上，关注中国在地区合作和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下个星期的WTO会议上中国又将是一个焦点。
中国的外交问题已经超过了传统安全，双边的问题。如现在是金融体系变化，气候变化，生态保护等。韩国的金教授也提及了中国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作用。这一点。我认为要考虑的是中国国内的制度安排会对外决策造成怎样的影响？时教授从外交理念上讨论这个问题，我想问：中国国内的安排对外交影响？图教授也提及中蒙关系中的生态、环保等问题。我的感觉是中国在处理传统问题方面是很好的，但同时中国在多边合作机制上如WTO，气候谈判中，发挥的作用并不明显。时老师认为这可能与中国外交文化有关，但我想还是中国的国内制度安排上应该进行改革。中国在06年曾就此问题上召开会议，但并没有发生很具体的变化。今天我们今天不仅要探讨中国应如何面对世界，而且要关注国际社会对中国国内的社会等各方面的影响。谢谢
主持人：储先生对三位主讲人的发言进行了评论，下面请几位就提问进行简要的回答。
时教授：首先，张教授的提问，我刚才回答了一点点，中国是有一个新国际主义，它新在主权与全世界无产者联系起来的问题上，我讲到的是语境，中国的想法与国际上确实有很大不同，中国的国际政治思想和国际政治观是丰富的。当我们在一些语境下可能一致，在另一语境却有很大不同。西方有一个错误观念就是问题的全球化。但是不是主要的解决办法是全球化？是不是国内生活方式和国内体制都是全球化了？国际合作比任何时候都重要，但是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说，解决办法应是结合国家和人民的实践，而不是单纯的全球化。西方将其混淆，自从启蒙运动以来他们就强调是全球化，我们接近19世纪初的德国哲学，虽然两者并不完全排斥，但把自己全部努力放在全球背景下，寻求普遍的解决办法，还是将自己的主要努力放在将面临的那些问题带有全球性和跨国性解决。第二，储先生问的非常好，这也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多年来考虑的问题。现今来说，中国的国内制度安排和国内协调能力对国际作用的意义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大更明显。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对外政策的国内背景变得远为多样化，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变得远为复杂，因而中国在所有最重大的国内国际问题上确实有更多的困难，所以需要各方面包括公众精英和政府去塑造共识。另外目前，国内很困难，也许很多问题我们认识晚了，无论是生态，社会正义，挑战非常大。我们过去的经验主要不是这些，而是搞GDP，这就增加了更多的挑战。具体来说，如果说国内体制安排，对外战略方向及中国对外政策制定，第一要加强中央的调控，第二，与其相联系的，合理的对外政策必须同各种特征利益与狭隘认识斗争，就是要克服各种各样的特殊利益。
金教授：我刚才可能已经超时了，所以不多想，我只想说，韩国在中日之间的角色将是我的下一个研究重点，我下次会进一步回答这个问题。
图：张教授刚才提的问题我已经回答了，储先生刚才讲到中蒙生态保护的问题，我相信通过双方的沟通很容易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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