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像奔流80年代

　　偶像奔流80年代

　　《环球》杂志记者/夏海淑

　　1983年9月，在北京的中央工艺美院的新生报到处，放着两排长长的桌子，一排后面坐着登记资料的老师，另一排后面坐着剃头的师傅，所有留长发的男生必须先到这排桌子后面被彻底“修理”一番后，才能到对面的桌子前完成入学登记。

　　也是在那一年，一些城市的街头还出现了手拿剪刀的“执法”人员看到有穿喇叭裤的青年，立刻将他们的裤腿剪掉的事例。

　　如今可能已经很少有人还记得1983年时长发、喇叭裤与邓丽君曾一道被列入毒害年轻人的精神垃圾。

　　然而长发可以被剃光，喇叭裤腿也能被剪掉，邓丽君的歌声却不是轻易就可以抹去的。尽管随时可能被扣上“散播黄色歌曲”的罪名，但从北京上海到偏远县城，这个温柔甜美的声音依然传播到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耳中。后来我们才知道，这就是偶像的力量。

　　邓丽君、费翔、许文强（周润发）、翁美玲以及琼瑶、三毛，构成了大众对于80年代最深刻的记忆。

　　何日君再来？

　　现在已经很难确认，大陆青年第一次听到邓丽君的歌是通过什么方式了，一般认为，最早是从海外探亲或旅游回来的人带回了邓丽君的磁带和录影带——那时她已经红遍“外面的世界”。

　　很快，邓丽君的歌声就通过地下的方式在年轻人中迅速流传开来，先是翻录磁带、盗版磁带，然后就是翻唱集锦。从程琳、成方圆、张蔷到后来的那英、田震、王菲，80年代出道的女歌手们几乎没有人不曾翻唱过邓丽君的歌。

　　1980年，以邓丽君为代表的港台歌曲和以李谷一的《乡恋》为代表的大陆流行歌曲已经在大城市里广受欢迎，以至于一些老音乐人为此特意召开了一场“西山会议”，邓丽君的歌曲自此被定性为“黄色歌曲”和“靡靡之音”，遭到了全面被禁的命运。

　　禁令进一步助长了邓丽君的流行，清华美院的老师邹文80年代初在贵州生活，他回忆说：“当时我们听邓丽君的歌主要是通过广播，我记得那时候有个‘澳洲人民广播电台’，经常在节目中插播邓丽君、刘文正、凤飞飞他们的歌。那时候都说这个台是‘敌台’，‘收听敌台’可不是闹着玩的，但我们还是会偷偷地听。”

　　作为最早接触邓丽君歌曲的一批人（1978年），《人民音乐》的编辑部主任金兆君后来总结说，其实邓丽君之所以在世界各地的华人中广受欢迎，是因为她的音乐与三四十年代上海的“孤岛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当然，也正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她翻唱李香兰的《何日君再来》成为了最早被严禁的“汉奸歌曲”。

　　不过，80年代初期她在大陆的风靡，更是因为当时人们文化生活上的贫瘠，通过邓丽君的歌，年轻人找到了一种全新的表达情感、表达个性的方式，并再也不愿意放弃。此后，年轻人开始用“歌星”来称呼那些受人喜爱的歌手，在邓丽君外，他们还包括刘文正、凤飞飞、罗大佑等等，事实上，他们组成了大陆80年代的第一批流行文化偶像。

　　1984年，来自香港的张明敏出现在春节联欢晚会上，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演唱了《我的中国心》。他自己大概也没有想到，这首歌会在一夜之间成为整个中国的流行旋律。

　　当时《读者文摘》的两位创刊人胡亚权和郑元绪是在沙发上听完这首歌的，感动之余，他们决定要把这首歌发到杂志上。找不到歌的正式词曲，他们就找录音录像，请人一句一句对着录音抄词打谱，最后将词曲登上当年2月号《读者文摘》的封三。结果，那期杂志在各地被一抢而空。

　　作为一名业余歌手，张明敏完成了那些天王天后所不能完成的任务：让港台流行音乐第一次以官方许可的形式席卷大陆，此后，无论是港台还是国外的音乐在大陆的传播渠道变得越来越通畅。

　　1985年4月7日，英国的“威猛乐队”来到中国，在北京和广州举办了两场音乐会。尽管没有任何宣传，上万张门票依然被连夜排队的人们抢购一空，最早的黄牛党们将票价从5块炒到了25块——相当于那时人们半个月的工资。

　　1986年，费翔在太平洋影音公司录制了他在大陆的首张专辑磁带《跨越四海的歌声》，正式进军大陆市场。尽管在磁带的封面上，费翔穿的“睡衣”式外套现在看来实在有点“雷”，但那一年，翻唱歌手费翔在大陆女性中的受欢迎程度大概只有后来的F4可以与之相比。

　　1988年，中央电视台在《潮——来自台湾的歌声》中第一次播放了包括小虎队、王杰等当红歌星的MTV，至此，两岸的流行节奏终于开始接轨。

　　现在回头去看，尽管在漫长的80年代中前期，这些风靡大陆的偶像不是过于地下，就是过于脱节，但香港岭南大学的博士生黄薇子分析说，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培养出了流行音乐的听众，也培养了他们的欣赏习惯，以至于大陆后来的流行音乐产业模式基本都是从港台复制而来。”

　　客观地说，这种复制显然并不全是好事，但无论如何，这些音乐为80年代的我们带来的，却是异常纯粹的美好。

　　浪奔，浪流……

　　其实在80年代的流行歌曲里，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是来自偶像歌手，人们甚至从来都不清楚它们的演唱者是谁，却照样传遍大江南北。

　　那就是香港电视剧的主题歌，无论是《铁血丹心》《上海滩》，还是《万里长城永不倒》，当时的传唱程度都绝不在任何一首流行歌曲之下——尽管如果不看字幕，大多数人都完全听不懂在唱什么。

　　这些电视剧的流行，不但制作出又一批偶像明星，甚至还带动了中国电视机产业的发展。出身于浙江农村的汪先生回忆说，随着1983年《霍元甲》的引进，他们村的几个万元户很快就找了新的致富途径：买电视，收门票（5分或1毛钱一张）。只要是放香港连续剧，在他们几十平米的堂屋里，能出现北京上班高峰期公交车里才会有的拥挤景象。至于此后大江南北，随便哪里的田间地头都有年轻人刻苦钻研迷踪拳，更是不在话下。

　　不过，城市里的年轻人对许文强和冯程程更加情有独钟，黑风衣和白围巾很快成为当年最时髦的装束，连喇叭裤和蛤蟆镜都要靠边站。同时流行起来的还有周润发抽烟的姿势：落寞地低头点烟，然后皱起眉头深深一吸……假如模仿者长得还有三分姿色的话，这就足够让他收获无数女孩子花痴的眼光。

　　1985年，《射雕英雄传》引进大陆，也就在那一年，黄蓉的扮演者翁美玲香消玉陨，最早的大陆追星族们第一次感受到了失去偶像的锥心之痛。后来网络写手程灵素在文章中写道：“翁美玲当然是永远的，永久的失去造就永恒的怀念，那个兔 牙的矮个子广东女子，用沉甸甸的生命做注脚和后缀，成就了每个人心里的一段回忆。”

　　此时，唯一可以与TVB明星们抗衡的，也就是来自日本电视剧里的俊男美女了。首先当然是山口百惠。1982年引进的日本电视剧《血疑》，集所有苦情催泪元素于一身，用来打动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悲情剧的中国老百姓简直易如反掌。洒泪扼腕之余，女孩们纷纷冲上街头剪“幸子头”，买“幸子衫”，让广大小商贩们第一次领略到了偶像的商业价值。

　　几乎与此同时，《排球女将》和《姿三四郎》也引起了类似的效应：大眼睛的小鹿纯子让无数中国女孩燃起了对排球运动的热爱，直到看到排球比赛的实况转播才伤心地发现，“晴空霹雳”的扣球技术纯属胡扯。姿三四郎则极大地推广了日本柔道在中国的知名度，精力过剩的男生们高兴地发现，原来摔跤也有这么多讲究。

　　不得不提的还有《加里森敢死队》和《大西洋底来的人》，虽然两者的引进时间比港台和日本连续剧更早，但不知道是因为系列剧的形式，还是文化差异，它们虽然也引起了收视旋风，但在制造偶像效应上却要逊色一些，当然，来自海底的麦克·哈里斯依然俘获了许多人的心。

　　就算是改革开放之后出生的那一代人，也在电视里找到了自己的偶像：十万马力的铁臂阿童木、森林大帝雷欧、善良美丽的花仙子、聪明的一休，到了80年代后期，还出现了型男大批发、总有一款适合你的《圣斗士星矢》。

　　在圈内已小有名气的漫画作家水獭说：“我看动画片可能是3、4岁开始的吧，一看就迷上了。”她现在能讲不少日语，动作也非常“漫画”。这一缘起，不过是对雷欧和花仙子们的迷恋。

　　飞雪连天射白鹿

　　作为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80年代的很多人在看完《射雕英雄传》后并不会满足于在报纸上看看翁美玲的花边，相反，许多人开始去找这个故事的原著。

　　如今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的刘倩是在《射雕英雄传》电视剧开播后不久第一次接触到小说的，她记得“那是个16开本的大书，分上下两册，有插图，看起来有点像后来的《今古传奇》”。虽然看武侠小说当时还是要被学校和家里双重打击的重大“罪行”，但刘倩和弟弟还是迷得不能自拔。

　　这是刘倩看到的第一本金庸小说，但在很长时间内也是唯一的一本，当时市面出现了很多“金庸小说”，“不过只要打开一看，总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几年后，亲戚从香港那边带来了原版的《碧血剑》，“都是繁体字，但一边猜一边看，还是从头到尾看完了。我觉得，我就是那时候开始认识繁体字的。”作为古代小说的研究者，这个本事后来给了她不少便利。

　　由于担心武侠小说“毒害青少年”，虽然同名的影视剧早已公开播放，但直到80年代后期，金庸的小说才在书店大行其道。在此之前，人们大多是通过街上的租书店看到他的作品。当时，青少年里同学或兄弟凑钱租书是普遍现象——对于当时的中学生来说，这已经是他们最“奢侈”的文化消费方式了。

　　和金庸一样被人们追捧的武侠大家还有梁羽生和古龙，不过前者过于古典，后者又有点剑走偏锋，他们的影响总体上来说无法与金庸相比。

　　但金庸还并不是80年代影响最大的偶像派作家，在影响一代人的思想观念方面，他比不上台湾言情小说家琼瑶——最起码，看了《射雕英雄传》就想找个山洞练《九阴真经》的男生，绝对没有看过《一帘幽梦》后发誓要嫁费云帆式男人的女生多。

　　北方交通大学讲师鲁竹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接触到琼瑶这个名字“是1985年，我记得是暑假到新华书店去，正好在搞琼瑶小说的展销，很多同学都买了，我没买，因为那时候我的性格很别扭，不愿意追随一切流行的东西。”

　　不过，几个月后，她还是没有抵抗住“流行”的诱惑，开始看琼瑶的小说，“第一本是《窗外》，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

　　在鲁竹看来，琼瑶的小说和《简·爱》之类的没有什么区别，“主人公多半是不那么漂亮不那么自信的女孩子，不过优秀的男主人公却总能越过满屋子的艳女直接看到墙角的她，现在来看，怎么可能呢？但青春期女孩没办法抵御这种故事。”

　　当然还有三毛，因为写的多半是散文，这个长发女子的作品并没有“飞雪连天射白鹿”或《几度夕阳红》那样广泛的传阅度，但她浪迹天涯的生活方式和自由浪漫的心灵，却让她同样成为了一个时代不可磨灭的印记。

　　和音乐、影视领域里的偶像们不同，这些在80年代进入普通中国人生活的港台作家，以一种更深刻的方式，改变了许多人的人生，改变了他们对历史的单一理解，对爱情的模糊态度，以及对自由的懵懂无知。

　　环球杂志2008年第23期稿件，其他媒体如需转载，请与本刊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