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亟待综合治理

　　业内人士认为，我国足球改革的当务之急要“三管齐下”，首先是实施足球管理体制改革，用符合国际职业足球潮流和足球行业规律的体制去管理足球；而同样迫在眉睫的是要大力抓好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否则，中国足球永远没有希望；同时，要严厉打击球场上的赌球、假球和暴力，让失望而去的球迷重回球场。

　　不能让“行政之手”主导“市场之球”

　　“要想改善中国足球的环境，就必须从体制上去思考，重新构建运行机制。”武汉足球俱乐部董事长沈烈风说，首先，中超联赛是一个市场化的职业赛事，就应该用市场的方式去配置资源，足协就应该是一个真正的民间协会。在此基础上，要制定准确、严格的游戏规则，比如裁判委派规则、处罚程序规则等，要减少随意性和长官意志。

　　长期从事足球研究的山东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博士顾晨光认为，当前中国足球协会（或称足球管理中心）将所有的管理权限集中在自己手里，集政府、社团、企业三重职能于一体。角色重置和管理方式的缺陷造成管办不分，该管的管不好或根本不去管，如培养青少年足球人才，而不该管的硬要管也管不好。因此，足协的角色应定位于社团，向社团管理职能转化。

　　综合治理　自律自强

　　一些学者在接受采访时也认为，虽然中国足协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不符合职业足球管理的需要，但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中国足协也有失公允。中国职业体育开展年头较少，法律体系、道德建设、内在机制等还很不成熟，仍处在“初级阶段”。俱乐部、球员、球迷、媒体在职业足球发展过程中都暴露出各种问题，此外专业人才也奇缺。中国足球界元老马克坚生前曾说，中国足球现在最缺的主要是领导人物、设计师，产业化运作高手也很缺乏，成熟的教练、职业的球探难觅，真正懂经营的俱乐部总经理也缺。

　　在本赛季掉级的辽宁足球队在职业化进程中的衰落是一个典型例子。辽宁足球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5年，期间经历了曹国俊、张海、张曙光等几位投资人后，于2006年被辽宁本土企业葫芦岛宏运集团收购。但在股权回归辽宁本土之后，辽宁队却在两个赛季后悲惨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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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足球俱乐部至今没有自己的训练基地，这是一个可笑的事实。2008赛季，辽宁队主场迁回沈阳后，只能栖身沈阳一所大学训练。力量训练、伙食保障甚至不如体工队养的专业举重队。

　　在球场上，赌球、假球、暴力盛行，个别球员不珍惜自己的声誉和前途，为求一时之利而铤而走险。不时可见、可闻的赌球、假球和球场暴力，使得越来越多的球迷失望之极，选择了远离球场。没有球迷就没有市场，没有市场就没有职业体育，这种状况对中国足球是致命的。

　　培养青少年足球人才不能“喊”而要“抓”

　　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在北京奥运会期间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提高足球水平没有什么奇迹可言，必须从青少年抓起。”他认为，对于中国足球而言，“只有从青少年足球发展入手，才能帮助中国足球最终提高水平。”

　　而亚足联前秘书长维拉潘说得更直率。他说：“现在中国足球需要一场革命，中央政府以及体育、教育部门必须要联合采取措施来建立一个新的足球体系，必须要在学校内开展足球运动，足球应该成为学生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恐怕没有人反对培养青少年足球人才，但在“谁来抓”和“怎样抓”方面似有分歧。中国足球界长期是“喊得多”，“抓得少”。对此，武汉足球俱乐部总经理徐志强提出，青少年培养工作绝对不能市场化，这也是以前中国足协的职责，但足协没有做好，导致中国足球后备人才严重萎缩。目前，各地的足球学校都是以赚钱为目的，家长送孩子学足球得花上几万元甚至十几万元，并且孩子过早被封闭起来，脱离了家庭和社会，文化教育也形同虚设，导致踢球孩子的文化素质和综合素质非常低。北京国安俱乐部总经理李小明提出，体教结合是青少年足球人才的根本出路。足球人才的基础扩大了，身处金字塔尖的职业球员的素质才能提高。

　　而中国足协也意识到了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主持中国足协工作的副主席南勇不久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足球的当务之急，是要加大力量，推动青少年足球的发展，完善后备力量培养体系。”

　　南勇说，中国足协下一步要与地方体育局协作，加强训练方面的投入和管理，保证高水平球员输送的渠道；与教育系统体教结合，通过在中小学开展足球运动，鼓励更多的孩子到球场上去踢球，完善后备力量的培养体系。（据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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