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岁月

　　已是中午12点钟，我走出办公室，在院子里遇到迟群，互未理睬，我径直走出了“工字厅”。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从3月1日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和4月1日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两篇文章发表后，迟群、谢静宜在谈话、讲话中经常颂扬张、姚的文章，宣传文中的论点，尤其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批判经验主义”、“打土围子”等，几乎成了他们的口头禅。然而对小平同志的讲话，他们则千方百计实行封锁，两者相比，他们的立场、态度是何等的鲜明！谢静宜今天上午的无理取闹，不正是他们的自我暴露吗？

　　当天晚上，我向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三位同志通报了上午我和谢静宜，当面锣、对面鼓干仗的情况。当时我们正在紧张地研究草拟向毛主席告发迟群的信稿，我和谢静宜的正面冲突自然得到了他们的全力支持。柳一安同志说：“你顶得好，就要她谢静宜知道，违反党的原则是不行的，刘冰这样的老同志是不好惹的。”吕方正同志说：“在原则问题上不能让，咱们对谢静宜认识还不够。”惠宪钧同志说：“她是帮助迟群的。”柳一安说：“干脆这封信把谢静宜也挂上。”我说：“咱们还是按原先商定的，把她和迟群有所区别，集中反映迟群的问题。”最后我们商定还是维持原议，对两人有所区别。

　　关于给毛主席写信的问题，还得从头说起。写信的最早发起人是柳一安同志。当时，柳一安同志受上级指派，进驻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后来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主要负责人，学部领导小组组长。他对于迟群政治上、思想上的恶劣品质和作风早就不满。从1973年所谓“反右倾回潮”运动开始，迟群明显地投靠了江青，充当了江青的打手和急先锋，柳一安同志从社会上和干部中听到了不少对迟群的非议和责骂。

　　1975年，邓小平同志在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期间，提出要以毛主席的“三项指示为纲”（即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各行各业都要进行整顿。对这些精神，迟群非常抵触，背道而驰。

　　那时候，无论是学部还是清华大学的工作，都是在迟群的直接领导下，柳一安同志在迟群手下工作，要贯彻中央精神感到非常难办，思想上很苦闷。1975年6月之后，老柳患严重失眠症，经常在深夜吃了安眠药后仍然睡不着觉，就把在学部办公室工作的李兆汉（当时是国务院科教组的干部，后曾任中国教育报社社长兼党委书记）、任彦申（当时是清华大学政治部干部，现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找来，诉说心中的矛盾和苦闷，分析政治形势，议论对迟群的看法，商量采取何种对策。在日复一日长时间的议论中，逐渐地明确了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对迟群怎么看。觉得迟群人很聪明，但心术不正，政治上越来越“左”，是个野心家。为了实现他的政治野心，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在当前两种思想、两种政治倾向的斗争中，迟群是站在江青一边，反对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的。

　　第二个问题是该怎么处理同迟群的关系。柳一安同志去学部之前，是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同志亲自同他谈的话，他作为中央指派的学部领导小组组长，又是清华大学的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想抽身不干，没有足够的理由，没有退路可走。如果继续跟着迟群走，不得人心，没有好下场。如果跟迟群保持距离，进行决裂，要冒很大的风险，准备可能被打倒。但宁可选择后者，也不能跟着迟群干下去。

　　第三个问题是采取何种行动。柳一安同志曾经提出要找迟群当面谈话，把社会上和党内对迟群的意见统统端给他，用压力加规劝的办法迫使迟群改弦更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