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2日是个很平常的日子，但是对于正在白茅岭监狱和军天湖监狱服刑的龙金、何元东等4人来说，应该是个难忘的日子。
这天，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刑庭和执行庭的法官们在检察官的陪同下赶到监狱，向30岁的龙金及其他三位服刑人员宣读了终结其罚金刑的裁定书，这是全国法院系统中首次对受灾严重地区服刑犯终结罚金刑。
龙金说，“没想到政府把我们罪犯也考虑到了！”
无力支付罚金 龙金今年30岁，中学毕业后便在四川安县老家务农。
一年后，他前往江苏打工。1998年9月龙金因犯盗窃罪被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2001年7月再次因盗窃而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8个月，刑满释放后，龙金来到上海浦东做起了保安的工作。
“那天晚上我喝了酒，正巧表弟小斌(化名)和老乡老周都在，我们都讲身边没钱花了，后来就提出一起到浦东抢包。”回忆当时的临时起意，龙金后悔不已。2007年2月，龙金等三人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5月，浦东新区法院以抢夺罪判处龙金三人有期徒刑，龙金同时被判处罚金2000元。
然而这次服刑期间，龙金家中发生了剧变。妻子由于长期积劳成疾不幸过世，留下了双胞胎女儿在老家读书，紧接着一个月后，四川发生了震惊世界的“5·12”大地震。龙金的老家在安县，按照当地人的说法，他们离地震中心的北川只有“5毛钱汽车费”。幸运的是，龙金女儿所在的学校老师在地震中迅速将学生们疏散到安全地带，从而保住了孩子们的生命。
家人的平安让龙金舒了口气，但他很快又为自己出狱后即将支付的罚金而担忧，“我还有2个月就可以出狱了，现在家中的4间房屋全部毁损，父母和11岁的两个女儿现在都住在过渡房内靠政府救济，我拿什么来支付罚金呀！”龙金忧心忡忡。
而据白茅岭监狱和军天湖的管教警官介绍，像龙金这样的四川籍服刑犯人中，判处罚金刑的不在少数，“他们多数都是出来打工的，很多都是被判处盗窃、抢劫，“5·12”地震后他们心情起伏都比较大，我们也希望有什么办法能够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减轻他们的心理压力”。
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心病” 2008年夏天，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刑庭、执行庭，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监所处、军天湖农场区检察院、军天湖监狱刑务处和白茅岭监狱刑务处等多个司法机关和部门开始一起讨论协商有关“5·12”地震区域受灾罪犯的刑罚执行情况。
“刑罚一方面是在惩罚罪犯，另一方面也要宽严相济，体现司法人道主义救助。”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刑庭庭长陆文德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像龙金这样的服刑人员，在地震中受灾严重，经济损失也极大，客观上已经缺乏了继续履行罚金刑的经济能力和条件，我们要客观务实地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他们的"心病"，这样既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宽怀体恤，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他们的改造，司法应该是情理相融的。”
2008年7月23日，法院、检察院、监狱等5家部门经过协商研究，共同签订了《关于开展地震受灾严重的服刑罪犯罚金刑执行终结工作的协议》，明确由监狱向服刑人员居住地民政部门、公安部门发函，请求当地部门出具罪犯家中受灾情况及无力继续履行罚金刑的证明材料；由检察院发现、核实罪犯受灾和服刑情况并发出检察建议书；最终经法院审核，然后法院裁定减免罚金刑。确立了这一联动机制后，监狱很快向灾区当地镇政府发函。“当时全国各地都在捐助灾区灾民，那里的镇政府收到我们的函后非常感动，他们没想到我们竟然连这样的"特殊人群"都想到了！”一位白茅岭监狱部门负责人由衷地感慨。
“免金”后还可能“减刑” 记者注意到，当上海浦东新区法院执行庭副庭长薛林宣读了法院的裁定书后，不少旁听的四川籍服刑人员都纷纷向管教教官询问如何申请终止罚金刑的程序，其中不少是被判了8年、10年有期徒刑的人员。记者从法院方面了解到，原来罚金刑的免除不仅仅可以解决服刑人员的经济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服刑人员还有可能在免除罚金后获得申请减免实体刑的机会。
“比如一个被判了10年有期徒刑的罪犯，实际服刑2年，表现良好，但他无力缴纳罚金，那根据监狱管理的规定，服刑人员具有立功或确有悔罪表现，一般情况下只有缴纳罚金后才能被认为确有悔罪表现，才有机会申请减刑，这样一来，对有些表现良好但缴不起罚金的罪犯来说，就失去了减刑的机会，改造起来就比较消极，有的甚至自暴自弃。现在，我们根据他的具体情况，终结罚金刑，监狱就可以申请减免实体刑，这样非常有利于服刑人员的改造。当然，免除罚金也好，减刑也好，服刑人员表现良好是重要的前提。”陆庭长介绍说。
体现人道主义关怀 在这次跟随法官前往军天湖监狱和白茅岭监狱的路途中，记者深刻感受到法院对于服刑人员的人道主义关怀，同时记者也注意到从这些服刑人员身上折射的犯罪特点：
他们一般素质较低，文化水平一般在小学和初中，学校毕业后的一两年中为犯罪的高发期；犯罪目的简单明确，多为求财，所表现出的犯罪类型也集中在以获得金钱和财物为目的的侵财型犯罪，盗窃、抢劫为高发类型；犯罪形态群体结合，到城市谋生的农民工主要来自农村，传统的乡土观念、血缘、亲缘关系和外地生活的艰辛，使得来自同一地方的农民工在日常生活中互相帮助、互相扶持，久而久之一人产生犯意，就会有多人响应。；犯罪年龄相对集中，由于外出打工的多为青壮年，因此农民工犯罪涉案人员中青壮年比例较高，初犯集中在35岁以下，累犯多发生在四五十岁。
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检察院及监狱这一非常时期的“创举”，有望成为平常时期司法为民机制创新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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