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 教育公平未完成

　　教育公平未完成

　　《望东方周刊》记者陈琛、王开/北京报道

    改革开放30年为什么取得这么大成就，最根本的是解放了生产力，而教育解放的力度相对不够

　　也许可以这样说，改革开放30年，起点之一就是恢复高考---大多数人得以摆脱“身份”，平等地开始人生奋斗。

　　在30年的背景下看教育，无论是对高考制度的针砭，对城乡差距的忧虑，对区域教育资源不平衡的无奈⋯⋯其根本都指向了四个字---“教育公平”。

　　一方面是教育的大发展，全面实现免费义务教育，高等教育从精英化走向了大众化；另一面却是并不理想的公众满意度，症结仍是公平问题---东部和西部、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城市和乡村，差距依然触目。

　　“教育公平”的努力，仍需在30年后不断加力。

　　教育解放的力度相对不够

　　《望东方周刊》：恢复高考可视作教育改革的发端之一，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是对人的解放？是人才准备？还是实现了教育公平，突破“成分”束缚？

　　周洪宇：准确地说，恢复高考最重要的意义，是使我们重新回到了促进教育公平的道路上。

　　“文革”期间，中国的教育几近停滞。在1972、1973年前后一部分高等院校恢复了招生，在选拔学生时，一开始采取的是群众推荐、个人报名、单位同意、学校招生的方式，正是在这样的招生方式下，才出现了“白卷”先生的情况。

　　这种“推荐上大学”的方式非常复杂，主要靠政治表现，很难有什么科学的标准，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血统论”。

　　为什么是1977 年恢复高考呢？因为当时国家领导人认识到，做任何事情，人才是最主要的。通过恢复高考，重塑了公平竞争的社会价值观。

　　《望东方周刊》：30年下来，围绕高考制度的争议也越来越多，改革呼声渐强，对此你怎么看？

　　朱永新：高考改革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如何实现高考的公平，也有不同的模式，我认为，在不同的区域里有不同的分数，本身就不公平。国家应该加大对西部基础教育的扶持力度。同时，从人才分配机制入手，把一些高等教育照顾录取的名额划成定向培养的名额，即毕业后定向服务若干年的制度，这对西部地区和贫困地区教育事业、经济发展等会有很大促进作用。

　　我有一个观点，应当对国内大学进行分类管理，也就是分成国立大学、省立大学、市立大学等，国立大学对西部、农村招收定向培养大学生，保证边疆有人才资源。

　　周洪宇：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我们就在努力向最优的选材制度发展。但是，考试制度只是“成绩面前人人平等”。那么成绩能不能作为唯一标准呢？显然不能。

　　考试只考知识，不考能力，更不考品德。所以，只做到“考试面前人人平等”是不够的。我们应该从单一考试转向多元评价，建立科学的评价制度才能保证为社会选拔出更多更好的人才。理想的考试制度是既能考能力，又能考道德的制度。

　　《望东方周刊》：2003年起，22所大学开始尝试自主招生。如何看待这些高考改革？

　　朱永新：改革开放30年为什么取得这么大成就，最根本的是解放了生产力，而教育解放的力度相对不够，许多政策把学校的手脚捆起来了。我一直呼吁和提倡把招生的权力还给大学，这是社会民主发展的必然结果。说到自主招生，大家最担心的就是大学腐败。其实，完全不必担心高校的腐败，可以通过质量监控的方式，比如成立监督委员会进行管理。

　　大学有不同的人才需求，不能搞简单的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要鼓励大学办出个性来。世界上那么多有名的大学，哪个大学是没有自主权的？不仅是招生的自主权，以后连课程设置的自主权，专业设置的自主权等，都要还给大学。

　　从学历主义走向学力主义

　　《望东方周刊》：人们一直把上大学看作是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但1999年后，随着教育产业化和扩招的到来，大学收费提高，教学质量下降，大学生就业困难⋯⋯高等教育的含金量在降低，有人甚至说“上大学不再能改变命运”。

　　朱永新：我们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45%左右，其实也不是很高，世界上比我们高的多得是。当然现在回头看，我们扩招的速度、规模、节奏都快了点。但我认为这步既然已经跨了，也没什么好害怕的，关键是重点思考今后我们在高等教育规模发展上如何更均衡，更可持续。

　　在前面若干年里，高等教育的非均衡发展，导致师资队伍、实验设备、图书、教学管理跟不上，导致一段时期教育质量的下降，这是毫无疑问的，也毋须讳言。优秀教师给本科生上课的比例有待进一步强化，高等教育质量有待提高。大学教学模式必须进行根本性的变革，现在这样不是基于学生阅读、讨论的满堂灌教学模式，对人才的创新能力有很大遏制。

　　最重要的是，社会如何从学历主义走向学力主义，让那些没有很高学历的人，同样可以做公务员，甚至做部长，受人尊敬。在尊重能力的前提下，便会有学历以外更多的衡量指标，人们就不会都去挤高考这座“独木桥”了。如果全社会都树立这样的共识，很多僵化的教育模式就会受到挑战。

　　《望东方周刊》：高校收费20年间增长25至50倍，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吗？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保证贫困人群享有教育公平？

　　朱永新：国际上有个非常好的做法，就是根据家庭收入高低来收学费。我们现在是根据高等教育的成本来定价，可是又缺乏严格规范的核定机制。

　　平心而论，我们的大学收费在总量上跟国际那些重点大学还有差距，但从收费占老百姓收入的比例来看，已经超过国际标准很多。必须建立起不让一个学生因为经济贫困而失学的国家机制，通过助学金、贷学金、奖学金、绿色通道等保证每个人都读得起大学。另外应该允许一部分学校以国家购买公共服务产品的方式帮助困难学生。还有就是大学分类以后，都可以赋予一定的自主定收费标准的权力。同时，国家还可以对大学生到西部、到农村就业的采取退还学费的方式。

　　城乡差距仍是最大问题

　　《望东方周刊》：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教育结构直接影响到城乡间教育资源的配置和教育政策的制定。直到今天，这种城乡间的差距依然极为明显，希望工程还要继续多久呢？

　　朱永新：希望工程本来是不应该发生的。《义务教育法》1992年颁布，国家规定了所有适龄儿童都应该受到教育，只是各级政府有没有履行职责的问题。希望工程在政府没有到位的情况下，做了大量工作，是应该肯定的。在下一轮工作中，多一点雪中送炭，少一些锦上添花，全面实现“不让一个孩子失学”的国家承诺，就该让西部农村、边远山区的贫困学生，不仅要免收学杂费，住宿和伙食费，学习用品补贴费用，也应该由国家来承担，这是国家财力完全可以做到的。

　　《望东方周刊》：2008年9月1日，新《义务教育法》实施，中国实现了城乡义务教育全部免除学杂费。珠海等地甚至出现12年义务教育。人们认为“教育公平从此开始”，这是否意味着城乡差距问题正在彻底解决？

　　朱永新：政府如何对教育加强投入?连河北一个国家级扶贫工作重点县滦平县都可以通过地方财政支撑实现12年义务教育。国家财政现在对教育的投入力度是3.01%，并没有达到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规定的4%的要求，和美国等发达国家更是没法比。

　　周洪宇：国家要为义务教育全免费埋单，到底需要多少钱？这个我清晰算过，为所有义务段学生全免费需要1800多亿元。现在我们国家有这个财力来承担。

　　当然，城乡差距由于历史原因不可能一下子彻底解决，比如学校师资与布点，都需要时间。这不仅是城乡问题，城市里面“择校费”的盛行，就是因为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平衡。

　　“因材施教”是教育公平的最高层次

　　《望东方周刊》：30年来，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共为国家输送了1亿多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专门人才。但是，职业教育在我国似乎仍然“不入流”，国家重视不够，社会认可度也仍然很低。

　　周洪宇：职业教育存在的问题非常严重，政府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投入少，条件差，生源差，师资差，质量也差。职业学校一般也被认为是社会下层就读的学校。对于职业教育，从国家到社会的确都要给予更多的重视。

　　“因材施教”是教育公平的最高层次。但教育问题是非常复杂的，许多教育问题是由社会问题产生的，所以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仅仅在教育上做文章。

　　比如美国，竞争激烈的名牌大学一般通过学生申报的资料逐一审查录取。审查资料一般有学生成绩、高中教学质量评估、推荐信、参加课外活动情况、特殊技能和受奖证明、人品和领导才能等。

　　高中的学期成绩至关重要。推荐信一般选择所教过的老师或长期共同生活过的人写。学生必须有参加社区活动的经历。学生的特长不仅是体育和文艺才能，还要在写作、商务、组织、计算机等不同领域体现。既重视学科成绩，也重视非学科类社会贡献和荣誉。服务意识、关心他人、正直、诚信、合作、组织领导才能等人格、人品备受重视，这要在命题作文、推荐信和自我介绍中充分展现出来。各大学聘用专职人员审查报考学生材料，教师因教学繁忙而一般不参加审查工作。被聘职员大量阅读申报学生的资料后作出评价，决定是否录取，有争议的学生交给大学审查委员会。如果可能，还会有老师对学生进行面试。

　　但在中国，环境还不成熟，整个社会的诚信、法治还需要不断建设。

　　访谈对象：

　　朱永新：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

　　周洪宇：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