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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刑讯逼供，一名警察因此改变了命运，然而这名前警察并不承认法院最后的过失伤人罪判决，他开始了不一样的心路历程
本刊记者/杨时(发自江苏南通)
着褐色西装的李世江，驾驶自己那辆半旧的白色北斗星汽车奔驰在江苏海门市的路上。
在一个路口，他熟练地把车调一个头，停在路边。“这就是海门市看守所，我在这呆了一年半。”李世江叹了口气。
他小心地驶进看守所的大门。“这个家伙还在这。”有穿着警服或者便衣的警察走出来，和他打招呼握手。“老李来了。”他们这么称呼他。
9年前(1999年)，干了10年警察的李世江和这些看守所的警察以一种尴尬的方式相遇——李被认定审讯时过失伤害一名小偷致使眼球摘除。
看守所，一年半 在看守所的一年半时间里，他不断地对看守们诉说自己的冤屈，不断地申请纸笔写申诉材料。因为“表现良好”他提前两个月被释放。
现在，李世江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来到这里，看他的“故地”。
一位熟识的看守所警察走进会客室。李世江给他递上一根烟。“能不能让我们进去，看看审讯室和以前的监房？”李世江对警察说。“不行不行，我今天能出来和你们说话已经是违反纪律了。这有很严格的规定。”对方回绝。“那好，你们聊，我出去转转。”李世江推门走了。
9年前，两人每周都会有对话。那时，李世江是在押犯人，后者是看守警察，两人之间没有寒暄。
“他一直说自己是被冤枉的，是不是冤枉我们也不能说。我们只是要掌握服刑人员的思想动态。”看守说，“不过，李世江在里边的表现还是不错的，这是真的。”
会客室里烟雾缭绕，墙上宣传海报有醒目的红色大字“严打”。窗对面是看守所大门，黑色，紧闭。海门市看守所的牌子挂在左侧，金底黑字，锈迹斑驳。
1999年11月21日，因涉嫌刑讯逼供，李世江被刑事拘留，关押于海门市看守所208监室。当时，他刚从六天六夜的“双规”中“解脱”出来。曾着警服的李世江被要求换上看守所的囚衣，并被其他囚犯剃光头发，他感觉很委屈。走到监房，他对看守说，“能不能给我买几件换洗内衣啊？”过了一会，有人从监视窗扔进几件男士内衣，对里边的人喊，“这个人的东西，你们谁都不许动！”
208监房是四排监房中的一间，三十多平米的长方形。一张通铺，平均关押十五到十六名嫌疑人和犯人。“刚进去时，我被告诉不要暴露以前的警察身份。”李世江说。
最初三天，其他的犯人打量着这个新来的中年人，问他犯了什么案，他就支吾过去。他恨那个自己审讯过的小偷，恨和自己一起办案的同事。自顾自地恨，世界被他排挤在外面。三天后，李世江扛不住了，“我总以假面目示人，不行啊。”他把自己警察的身份向狱友们和盘托出。看守所里犯人对警察的态度让李世江做好了一切心里准备。但是意外没有发生。因为他的特殊身份，也因为狱警给他送衣服时的特殊交代，同监房的犯人们对这个人有些另眼相看。监房里的“老大”把他叫过去，指着自己旁边的位置说，“你就睡这。”
管教的工作之一是找每一名犯人谈话以“掌握思想动态”。申冤的声音总能从狭小的谈话室里蔓延出来，消散在看守所狭长的走道中。“我和看守所对着干，他们认定，这人果然不是东西。我要是认真服从管教，我就又成了认罪伏法。”李世江每天都在琢磨。
日子在高窗和昏暗的灯光中过去。1999年12月5日，李世江接到通知，自己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逮捕。2000年9月6日，因过失伤害罪被正式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李世江冲着检察院办案人员大喊，“我没做这些事，你们不能一错再错。”当然没有效果。
他开始上诉，一个半月之后，维持原判。法院终审判决书写道：“本院认为，上诉人李世江身为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在履行公务过程中理应文明执法，然其在尤志刚低头签名，伸手取回尤手中钢笔过程中，应当预见到自己挥手行为可能碰击到对方，却因疏忽大意没有预见，并导致尤志刚重伤结果的发生，其行为已构成过失致人重伤罪……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李世江继续着看守所里的生活，面对高墙电网和彻夜不熄的电灯，他始终都在回忆改变他命运的一秒钟。
审讯室，一秒钟 李世江走到看守所的侧面，靠近围墙，“第一排是女监房，后面三排是男监房。”高高的塔楼上，有武警端着枪，喊，“你，干什么呢？”“我看看，我在这生活了一年半。”李世江冲着武警说。
在车里，他开始给张健全打电话。张健全是李世江曾经的同事，9年前，他和李世江一起审讯被抓捕的盗窃嫌疑人尤志刚，就是那一次，李世江的命运被彻底改写。
成为警察之前，李世江曾是一名军人，侦察兵。上过中越战场，负过轻伤，现在每月还领取国家的伤残补助。退役后，他复原回家，成为江苏南通市的一名警察，做文案内勤工作。因为自己的兴趣和侦察兵的背景，他后来被调为刑警，一直担任侦查员。用他自己的话说，“工作还算比较积极。”曾和李世江一起共事的同事对他的工作态度有不错的评价，“工作认真负责。”据说，在一次提拔副所长的不记名投票中，李世江得票颇高。
他出事这年，38岁，从警十年。这十年，琐碎多于辉煌，但他本人认为自己对警察职业有很深的认同。突然脱下警服，李世江始终无法接受。
直到现在，李世江仍然认为是张健全的证词使自己蒙冤入狱。电话里，他却听上去很平静。“张健全吗，你好。有时间吗，我想找你聊聊。”李世江挂了电话说，“他不敢拒绝我。”
张健全选择的咖啡馆位于南通市濠河边，初冬季节，仍有绿树掩映。张健全一人坐在大厅的一个座位上，周围的人大声聊天。“来了。”张健全站起来，和李世江握手微笑，老朋友一般。“咱们找个包房。”李世江说。张健全开始推脱，坐在椅子上不起来，“就这吧，挺好，没必要找包房。”李世江坚持着把曾经的老同事带进包厢。张健全和李世江一样，有着从戎的经历，部队转业做了警察，比李世江大两岁。
两个人并排坐在一起，就像9年前在审讯室里的位置一样。1999年5月12号，李世江和张健全到南通市看守所，提审一周前被李世江抓获的盗窃嫌疑人尤志刚。审讯基本顺利。下午1点26分。李世江做完笔录，隔着审讯台要嫌疑人看笔录。对方说，“我识字不多。”李世江亲自念了一遍，又让尤志刚在每一页笔录上签字。
李世江有个习惯，审讯时带两支笔，一支自己用，另一支让疑犯签字。签字之后，李世江背对着疑犯在审讯台上整理笔录纸，顺口问张健全，“老张，你有没有印油？”尤志刚说，“我不纳印。”李世江说，“那我给你注明，疑犯拒绝纳印。”这句话还有三个字没有写完，张健全喊了一声，“尤志刚，你干什么？”
李世江抬头，发现疑犯的头偏着，手挡在脸上。“是不是犯毒瘾了？”两人都没在意。过了一秒钟，两人发现，尤志刚的右手中指似乎陷进了眼眶。两个人分别从审讯台的两端冲过去，各自拉开了疑犯的两只手。
尤志刚闭着眼睛说，“这下可好了。我腿也瘸了。眼睛也瞎了。也不能犯罪了。你们也高兴了。”尤志刚有小儿麻痹症落下的残疾，但此时，眼睛还看不出异样。李世江向看守所报告，同时通知自己所在的分局领导。
尤志刚对看守所管教说，“是胖子警察用钢笔戳的。”胖子警察指的就是李世江。李世江急了，“你小子不能血口喷人。”随后，在众人的陪同下，疑犯被送到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做简单处理，照相留证。随后送回看守所。几天后，眼球感染被摘除。而后取保候审。因为尤志刚没有再次指认李世江，签字笔并未作为证据保留。事后，张健全向分局领导写了书面说明，认为“此事为尤志刚本人的自伤行为”。
从此之后，除去同事偶尔谈及此事，一切风平浪静。李世江和张健全仍在本职岗位工作。直到1999年11月10日，李世江看到南通市公安局1999189号关于公安民警违法违纪问题的通报，发现自己的事情已被检察院立案。11月15日晚上，正在家中吃晚饭的李世江被电话通知“到局里一趟”。随后被派出所所长亲自开车送往纪委，开始六天六夜的双规。随后被投往看守所。
二审中，张健全出庭作证，说“用余光看到李世江从尤志刚手中拿回笔时有一道弧线。”“但没有看到接触点，也没有听到任何声响。”因为没有保留物证，一审时，尤志刚也并未直接指认李世江的行为，且从始至终，李世江一直认为自己被冤枉，拒绝认罪。二审时同事的这一证言成为定罪的重要证词之一。法院认定尤志刚的医学诊断证明，以及现场勘察图片、值班记录等经庭审质证，有证明效力且相互印证，可以成为证据锁链。而作为物证的一支钢笔和签字笔无法确认是李世江当时所用，故不予认定。
张健全点了一杯咖啡，开始抽烟。苏烟，60元一盒。
“老张，找你几次了。我就是想让你说真话。你以前说那些添枝加叶的干什么呢？”
“我怎么是添枝加叶呢。我不能说假话。当时给局里写的情况说明是比较粗线条的。后来纪委找我，问我什么，我就说什么啊。”
“你不能一辈子背着良心债过日子。”
“那是你认为我背着良心债，那是你自己认为的。”
张健全低头喝咖啡，勺子和杯子碰得叮叮当当。李世江板着脸抽烟。
“我当时确实从余光里看到李世江有一个从尤志刚手里拿回笔的动作，但是尤志刚是怎么受伤的，这我不好判断。”张健全坐在咖啡馆里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你别再背着良心债了。我对你已经很宽容了，我对所有人都已经很宽容了。”李世江坐在咖啡厅里对张健全说。
“你的意思是我当时没说真话是吧。你这样(指被判刑)我也惋惜啊，怎么不惋惜啊。”张健全站起来，“我有事，先告辞好吧。”
“你自己再想想。”李世江对着背影说。出狱之后，李世江曾找过张健全几次，每次的结果都如此，不欢而散。
鱼塘，九年 李世江现在基本上住在自己开设的水产养殖园里。这个养殖园位于南通市港闸区边上。占地一百五十亩，被一条马路隔开，一边作为养殖基地，一边是垂钓园。周末，有数十人在垂钓园钓鱼，论斤计费。园区里养了几只狼狗，四只孔雀，还有一些出租的平房。
李世江熟练地穿上皮裤，和三名工人下水捞鱼。这样的事情，他每隔几天要做一次。他的办公室设在鱼塘后面的一座小二楼里。房间不大，没有空调，墙壁上有斑驳的污痕，挂着“马到成功”的装饰画。李世江在这间办公室里处理日常工作，卧室就在隔壁。
生活已上正轨，养殖园也具规模，每天繁忙而劳碌。大女儿在当地一所重点中学任班主任，小女儿因父亲入狱影响成绩，未能考上大学，但也已进入卫校学习。平日，只有夫妻两人住在养殖园内。有时提起当年，李世江仍会落泪。
“我现在心态很好，我已经很宽容了。我宽容了所有人，我不想让当年的那些人付出什么代价，我现在想不了那些，我只想要一个清白。”李世江说，有时他还想做警察。看到路上有人做错事，他还会上前制止，只是被人问到，“你是干什么的？”他无法回答。
从看守所释放，李世江有一段时间呆在家里不想出门，一门心思写申诉材料准备翻案。从那时起，李世江每天要抽大概三盒香烟。有时一语不发地叹气，他的妻子就知道丈夫又想起当年的事，就和他出去走走。
南通城区不大，从他家到自己曾经的工作单位不过十几分钟车程。李世江在路上总能看到以前的同事穿着警服上下班。这让他感到尴尬。在他被关押的一年半时间里，妻子和朋友们不断到公检法机关申诉，系统内很多人都知道他的情况。有一次，他偶然发现，曾经查办他案件的一位检察官和自己住在同一个小区。
一天下午，李世江的妻子下班回家，发现屋子里放了一个行李箱。“我想去安徽，反正那边没人认识我。”他对妻子说。他想和一名狱友一起到安徽打工。
妻子张玉兰叫来李世江的弟弟和战友，把他劝住。“你这是逃避。”妻子对他说。经历了丈夫入狱的张玉兰不可能再让他离开自己身边。直到现在，李世江的妻子仍然记得，9年前的那个傍晚，李世江挂了电话，告诉她，“纪委找我。放心，没事。我晚上直接去所里值班，就不回家了。”第二天晚上，李世江没有回家，传呼不通。第三天，妻子到李世江的派出所询问，得知丈夫一直没有出现。音讯全无一周之后，妻子终于在单位等到检察院的办案人员，拿出一张写着“涉嫌刑讯逼供”的刑拘通知书要她签字。
劝说李世江留下，两人一起在自己的小区开了一家饭馆，不久转让他人。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他后来投资二十多万开发这片荒废的鱼塘。
“他忙起来就好了，那会他天天带着工人在这除草。基本不回家吃饭睡觉。”李世江的妻子说，“一忙，这件事就能不想吧。”
生活上的好转并没有让李世江放下翻案的心思。他开始想着自己与当事人接触。出狱不久，李世江曾想去尤志刚的老家找他，但担心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给他写了一封信，请他说出真相，并告诉他，“我会谅解你。”信发出后，杳无音信。不久，李世江给张健全发了一封信，希望他为自己洗清罪名，并说，“对于你以前的所作所为，我会包涵。”落款署名前是“一个不错的战友”。发信无效，他多次到张健全所在单位找他谈心，有以礼相待，也有拍案而起，但最终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这个事情，我不会就这么完了。我会一直申诉。等我翻案了，我哪怕穿一天警服也是个证明。”李世江说，“只不过，我现在可能放不下手上的事，可能也不会再去当警察了。”
李世江办公室进门左手的沙发上，有一个崭新的打印纸箱，里边装满了打印资料。每一份都分别装订好，用一个铁夹子固定。封面用黑体字印着“南通刑警李世江的申诉材料”。申诉材料包括他在看守所以及出狱后给各级领导写的申诉信件、法院检察院的起诉书、相关证人的证词以及庭审现场光盘。这些都是他9年来悉心收集所得。他会把这些散发给他认为可以给自己提供帮助的人——他的老战友、曾经的同事以及媒体记者。
李世江把一审和二审光盘放进电脑光驱。看到每一个镜头，他都可以回忆起当年的情形，甚至可以模仿检察官的语言和动作。一天之中，他只要提起案子就会不由自主地模仿庭审时的场景，可以“一字不落”。
闲暇时，李世江在家看庭审光盘，他的妻子就会说，“你别再放了。”
(责任编辑：张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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