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
男同志,请小心
——专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艾滋病项目官员司马杰
■本刊记者/欧阳海燕
20个男同志中,就有一个感染艾滋病
自1981年美国研究人员发现世界首例艾滋病病例后,艾滋病以超乎人们想象的速度在全球蔓延,迄今已经成为威胁人类发展最致命的瘟疫之一。
多年来,世界各国都为防治艾滋病做出不懈努力,并在2007年首次取得“明显的重要进展”:艾滋病病毒新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都有所下降。但据推测,在未来八年中,仍将有4500万人成为新的艾滋病感染者,其中40%将来自亚太地区。
在中国,艾滋病还没有达到大规模流行的程度,但随着感染人群从特殊群体向一般群体扩散,中国潜藏着成为艾滋病流行大国的危险。
“中国目前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如庞大的流动民工队伍,国家政策与地方执行之间的不对应,对艾滋病感染者及病人的严重歧视,公众对艾滋病传播方式的知识不足等因素,构成中国防艾工作的严峻挑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驻华代表处艾滋病项目官员司马杰(Edmund Settle)说。
中国政府措施更有力
今年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题是“遏制艾滋、履行承诺”,你怎么看这个主题?
现在全球大多数政府都已经承诺,要控制艾滋病,为受影响的人群提供治疗等等。世界艾滋病日是个好机会,提醒政府还有这么一个事儿。
在全球范围内,对艾滋病疫情的控制,进展得怎么样?
新千年以来开展的项目和投入的大量资金始见成效。每年新感染的人数下降了,不少中低收入国家的感染者和病人也获得了治疗机会。
但艾滋病疫情的蔓延,似乎比我们做出的应对发展得更快。在一些国家为抑制疫情而努力的同时,疫情却在另一些国家开始复苏和蔓延,尤其在亚太和拉美地区。
另外发现了一些新的群体,比如男男性行为人群(MSM),在受艾滋病的影响。全球因此也有一个共同的呼吁,要在这些脆弱人群中加强预防。
中国的情况,我这里有卫生部新公布的几个数字,“中国现存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约70万”;“去年,中国内地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5万,相当于每天有140个人被感染”,这说明什么问题?
从全国人口基数来讲,中国的整体感染率还处于较低水平。但在特定的地域和特殊社会群体中,存在高流行的特点。高艾滋病感染率多见于上世纪90年代卫生条件恶劣的状况下进行血液及血浆采集的地区,以及吸毒者、性工作者、男男性行为者等脆弱群体中。比如,男男性行为人群成为中国目前艾滋病病毒感染率上升最快的人群。2004年,北京市卫生官员报告不到1%的男男性行为者被发现HIV呈阳性,两年后,感染率已攀升到5%以上。
在疫情的蔓延趋势上,中国和其他国家相比有什么不同吗?
艾滋病在中国的传播路线,和大多数国家相似,从吸毒人群开始,到性工作者群体,然后向普通大众传播。尤其是经过一段时间,这种趋势就更明显。而且如果国内人口流动加快,传播会更加迅速。
和其他国家一样,最贫困的人群、少数民族人口,更脆弱一些。因为他们的生存条件相对较差,受教育水平较低。另外,和其他国家一样,政府对艾滋病的反应一开始比较慢。媒体也先入为主地认为,这是一帮坏人。
中国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以前的非法采血,造成了很多感染者。
你怎么看中国政府近年在艾滋病问题上的作为?
2003年,中国政府对艾滋病的态度,发生了很大改变。在当年召开的联大艾滋病高层会议上,中国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表示,中国政府对艾滋病问题极为重视。也是从那一年起,之后的每一个世界艾滋病日,国家领导人都和感染者见面。
2003年以后,中国政府采取的措施,力度相当大。从资金投入的角度看,提高了很多。比如说在吸毒人群中,控制艾滋病的一个有力举措是美沙酮替代疗法。在为全国各地性工作者提供安全套方面,也提供了帮助。
去年,中国政府正式发布了一个男男性行为人群艾滋病防治方案(2007-2010),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中心主任吴尊友最近指出,这一人群将成为下一步防艾重点之一。以前,政府一般是不与男男性行为人群接触的,而现在,让他们参与政策制定,并且鼓励他们更有力地执行项目。从国家的角度讲,在男男性行为人群当中预防艾滋病,只有中国有这样的项目和举措,其他亚太地区都没有。
从艾滋病的传播、感染、发病情况看,中国和其他国家没有太大区别。区别大的是,中国政府现在应对艾滋病的措施更全面,举措更有效,覆盖面更大。
那不足之处呢?
比如说,国家层面即使有很好的政策,但在各地的执行情况并不相同。
像云南,对艾滋病就很公开,采取了很多创新性的项目和举措。但在其他有些地方,就不太积极了。不积极的原因可能是多面的,一个是当地可能不认为自己有艾滋病问题;二是如果把艾滋病问题谈得很多、很重,就好像会对地方经济、形象产生负面影响。所以我们也在通过项目,帮助当地有所改变。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提到,到2015年遏制并开始扭转艾滋病毒/艾滋病的蔓延。就现状判断,你觉得这个目标能达到吗?
可能有些国家会达到。
一般来讲,要达到这个目标,需要政策环境到位、民间组织和感染者都来积极参与。如果这三个方面不积极配合发挥作用,实现这个目标就很困难。
那中国的情况呢?
从政策角度看,中国已经到位了——其实是很超前的。但在执行方面,各地存在很大差异。
在民间社会、草根组织方面,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组织专业化的问题。这需要有更大的法律空间、社会空间,让他们更好地生存、发展。中国政府现在开始做这方面的努力,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于感染者来讲,也需要不断地鼓励他们,让他们站出来讲话,向政府和公众传达这一人群的信息。
UNDP在促进三方协调参与方面做了什么工作?
我们努力去做的,是把不同的各方团结在一起,让他们更有效地发挥作用。我们不是自己去做什么活动,也不是直接掏钱给谁,而是为他们提供平台,鼓励他们去参与,并在整体上提供一个倡导策略、沟通策略,使各方在参与能力上有所提升。
比如,我们为草根组织提供机会,让他们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提升他们的领导力。今年年初,我们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支持3个草根组织到泰国开会,支持他们参与一个男男性行为者服务手册的开发。我们也支持成都的一个男男性行为组织的一个代表,去参加联合国艾滋病高层会议。这应该是中国第一次有男男性行为人群代表在纽约联大上参加这种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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