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自由主义者的悲哀谢幕：保尔森这两年(图)

　　一个自由主义者的悲哀谢幕：保尔森这两年

　　回想两年前上任时，同一个地点，他对着各位参议员吹捧着理想的自由市场，是讽刺也是悲哀　　

　　本报记者 旷野 北京报道

　　12月5日下午2点，北京某酒店的会议室，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在仅仅回答了记者15分钟提问后，便转身走下发言台，径直走出了酒店会议室。

　　虽然和以往他留给公众的形象一样——光亮的额头，精致的无框眼镜，藏青色西服和白色衬衫搭配红色领带，但作为可能最后一次以美国财长身份访华的他，留给北京的，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匆匆背影。

　　“在维护和推动中美经贸关系上，保尔森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但如果从美国国内经济的角度来评价财长，那他是失败的。”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哲向本报记者如是给出对保尔森的总体评价，“当然，次贷危机的爆发并不是保尔森造成的。”

　　曾担任过两届美国总统(里根和老布什)经济顾问的拉特里奇(John Rutledge)博士也对保尔森的无奈表示同情。他对本报记者说：“显然，美国早就该制止资产泡沫、早就该监管次贷衍生品，早就该干很多事情。而保尔森，正好在这个时候在这样一个位置上。”

　　中国行的浓墨重彩

　　诚然，保尔森对中美关系的热衷超乎寻常，在中美经贸关系上取得的成绩，也成为了他甚至小布什政府在任期内的最大亮点之一。

　　与其他美国政要相比，保尔森有过太多次的中国行。据他自己计算，2006年7月就任财长之前，他来中国的次数已超过70次。于是顺理成章，他成为了美国政界的中国通。

　　“中国通”在大事和小节上都有体现。

　　例如刚刚落幕的第五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的两天里，他始终以红色领带示人——他很清楚红色在中国所代表的意义。

　　“保尔森是一个‘知华派’。他知道如何用适合中国人的手法去维护美国的利益，而且他了解哪些方面中国有可能让步，哪些问题在中国绝对行不通。”美国杜克大学政治系教授、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成立于1910年，为美国历史最为悠久的智库、知名的外交与国际事务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史天健对本报记者表示。

　　当然，不可能苛求一位美国财长站在中国立场上进行经济谈判，但保尔森利用本身对中国的熟悉和热情积极，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对话氛围，并参与创建了自2006年开始一年两次的中美战略对话机制，这对中美双方而言都是有利的。

　　孙哲自第一次中美战略对话起就置身其中，他介绍说：“保尔森在每一次的中国之行都充分发挥其优势，给中方一种老朋友的感觉，包括其肢体语言都让中方各界感到很友善很熟悉。”

　　曾有一个细节，保尔森与当时的中方代表吴仪每次见面握手时都是用双手，这在中国属于老朋友之间热情的打招呼方式。

　　当然表面功夫之外，保尔森在五次战略经济对话的内容上下了不少功夫。

　　从第一次对话正式启动，中美双方定调“加强对话”及十年规划，到第五次见面双方就能源、环境等领域达成实质性合作，“对话在不断取得进步，内容也一直在扩展。”孙哲表示。

　　目前来看，对于已开展两年的这种高层对话机制中美双方及其它国家都持肯定态度，如今俄罗斯也希望与中国创建类似的对话机制，这证明中美战略对话是一个有效的机制。

　　史天健称：“该机制较为有效的协调了中美之间合作与竞争的关系。”

　　他认为，在美国政府心目中，中方现在的地位是“战略竞争者”，如果今后对话机制继续，并能扩大对话的覆盖范围，中美的关系中竞争成分才能够继续降低，并进一步提升合作的比重，这对于中国的发展很有意义。

　　但硬币必有另一面。

　　经历五次对话后，中方很关切的中国在国际市场地位等问题尚未进入议程，孙哲认为从中方立场来说，这表现了保尔森在中美经贸关系中较为保守的一面。

　　保尔森的保守还不止于此。他似乎对中美之外的其它国际问题没有兴趣，例如美国与欧洲的例行经济对话、八国峰会等重要经济战略会议，他居然还时有缺席。上任两年来，如果要历数美国与其它国家、经济体的经贸关系，很难找到归功于保尔森的成绩。

　　“也许正是他对中美关系的特殊兴趣和关切，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在其它国际事务以及国内决策中的迅速性。”孙哲认为。

　　自由市场主义者的矛盾

　　与两年前的情形相比，目前美国经济可谓是从天堂跌到了地狱。即将于2009年1月底卸任的保尔森，给下一任财长留下了烂摊子——高失业率、高破产率和高财政赤字。

　　“保尔森为人谦逊和蔼，美国财政部的部下大多比较喜欢他。但从华尔街走出来的财长，现在却在华尔街成为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孙哲感叹。

　　谦逊、保守的保尔森背负的最大责难就是为何没及早解决这场危机。而这对于一位保守党派的美国投资银行家而言，这个要求似乎太高了。

　　和所有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家一样，保尔森被深深刻上了自由市场的烙印。在他心目中，无政府干预的市场是天下无双的乐土。

　　“华尔街的私人企业和金融市场就是实力与能力、活力与弹性相结合的典范。”在2006年财长的就职听证会上，保尔森当着所有参议员的面，盛赞他奋战多年的事业。

　　这与保尔森的党派身份十分吻合——他忠实地奉行了共和党放任市场的立场。

　　史天健指出，保尔森对自由市场的追捧不仅因为其在华尔街行走多年，即使是一个普通的美国人，从小到大接触到的意识形态就是自由市场至上，像今天这样大规模的救援已不是简单地加强监管，而是直接干预市场并接管企业，这等于让美国人承认失败。

　　时运不济的保尔森，几乎还没来得及为自由市场继续做出贡献。上任不到一年，发源于华尔街的次贷危机，将其推向了两难境遇：不想管却不得不管。

　　当次贷危机初现端倪时，保尔森的态度十分明确——冷眼旁观、不予理睬，“市场会自我调节的。”

　　然而这一次，市场彻底失灵了。

　　2007年4月开始，陆续有房贷公司及借贷者个人陷入破产，到2007年第四季度，各大金融机构都爆出巨额减记资产甚至是季报亏损。

　　这时候，保尔森并没有意识到问题会在2008年恶化——2007年底，他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都表示美国经济尚好，各界人士无须担忧。

　　“保尔森要向金融市场伸出有形之手，需要经历非常痛苦的思想斗争和转折。” 史天健感慨。

　　显然，保尔森的思想斗争耗费了过多时间，而危机蔓延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2008年3月贝尔斯登在市场传言中倒下，这时保尔森才有所松口，虽然没有亲自出面，但他默许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行动——出资支持摩根大通全面收购贝尔斯登。

　　随后他开始了忙碌的市场干预，起初还只是拿出钱为房贷市场的借贷者及一些金融机构提供贷款。而到了2008年7月，正值他就任财长两年之际，不仅没有收到贺礼还踩到了市场地雷——房利美和房地美这两家市场巨无霸资本金告急——这一市场地雷震醒了思想还没完全转过弯来的保尔森。

　　7月28日，保尔森毅然在亿万电视观众面前宣布美国政府将接管两房。对于全世界的投资者来说，那一天是开心的，他们手中的两房债券总算保值了。

　　却没有人同情作出此番决定时保尔森心中如何煎熬。

　　如果保尔森以为接管两房是最痛苦的妥协，那他就错了。9月15日的华尔街为他制造了更大的麻烦，雷曼和AIG同时陷入困境，他顾此失彼。

　　当他选择用850亿美元投向AIG的时候，雷曼被迫破产倒闭，也就注定了他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饱受诟病，许多人都认为放任雷曼不管是一个错误，因为雷曼倒下触发了持续至今的金融市场恐慌。

　　接下来，保尔森主导了7000亿美元的救援方案，他没有再犹豫，面对已经崩盘的市场，他不得不放弃一贯的信仰。

　　在参议院第一次投票不同意大规模救援计划时，他还据理力争，大肆阐述救援的必要性。

　　回想两年前他上任时，同一个地点，他对着各位参议员吹捧着理想的自由市场，是讽刺也是悲哀。

　　“现在去评价保尔森应对危机是否到位还需要过一段时间，我们要看他现在采取的这些措施最终效果如何，因为在危机之初谁也没能先知先觉。”孙哲提出。

　　这对于保尔森是较为公平的，因为财长在美国政府中并不能单独决定一些重大的经济政策，在小布什政府中，保尔森还需要与总统经济顾问、商务部部长、美联储主席等共同商讨决策。

　　孙哲认为：“只能说没有早点救援、没有救雷曼是小布什政府这个经济班子的失误。”

　　何况任何大规模的救援行动都需要美国国会的授权，在民主党主导的国会中，危机看起来不那么严重时，保尔森即使想采取行动也只能作罢。

　　更为讽刺的是，保尔森的继任者已经公布，正是主导了摩根大通收购贝尔斯登的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主席，这也表明有形之手在目前的市场上更受到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