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改革开放30年市场化破冰(图)

2003年10月15日,一位游客在神舟5号的发射架下留影 本报记者 纪粤鸣 摄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双向市场化命题

　　举国体制下，航天中心城镇化选择和技术转民用及航天发射市场的全球探寻，这是30年变革在这个西北荒凉地带航天小镇的投影。　　

　　本报记者 陈小莹 酒泉报道

　　这是一个充满神秘的地方。

　　汽车在漫无尽头的戈壁滩上奔跑。两旁只有一丛丛叫骆驼刺的植物，或者干脆，什么都没有。这里是万里长城的西段尽头甘肃嘉峪关，这样的景色是从这里继续往西往北，就没有改变过。

　　经过三小时的折行，穿过数道检查身份的关卡，眼前终于出现了大片的绿色，还有一个簇新的城镇——“东风航天城”。　　

　　无论从任何角度而言，在苍凉的戈壁之中，这个城镇的出现都有些令人惊叹。它似乎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小社会，有集会的礼堂、有办公楼、有宾馆、有超市、有菜场，街道两旁甚至还出现了江南常见的柳树。

　　“我在这里43年了。”退休不久的酒泉发射中心副主任刘庆贵笑起来，脸上的皱纹刻着这个城镇从无到有的痕迹。

　　1979年之前，这里是我国第一个导弹试验靶场所在地。此后，这里慢慢从高度保密中打开一扇小门，成为一个有限度对外开放的卫星发射中心。

　　表面上看，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似乎对这个戈壁深处的小城的生活并无太大影响。在计划经济年代，这里肩负了发射“东方红”系列卫星和两弹一星的重任。在改革开始渐次向市场经济迈进的30年巨变中，“东风航天城”按照自己早已设计好的运行模式，接连完成了载人航天梦想的实现，未来将完成的还包括探月工程。

　　一个西北偏荒凉的小绿洲，30年不变的变化，承载的历史壮举，需要一个充满变化的探寻。

　　为何是酒泉

　　当时保密要求很严格，写给家里的信里，不能提及自己的工作，连这里地方长不长草、下不下雨都不能说，一起来的同学之间也不能互相打听工种。”就这样，出于保密的需要，刘庆贵几近在家人和同学的视线里“消失”了，一“消失”就是二十年。

　　清水西站，一个根本无法在全国铁路客运地图上找到的车站。几十年来，这里就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唯一入口。

　　1965年，刘庆贵毕业于哈工大。他还记得43年前坐在闷罐火车上，抵达这里的情景。和他作伴的还有同班的三个同学，他们都是第一批被单位挑走的大学生，都是班干部，而且都“阶级成分良好”。

　　“我知道去的不是民用单位，越神秘肯定级别越高，心里有点小得意。结果到了清水一看，落差太大了。”刘庆贵跳下火车，只看到一个旮旮的（甘肃话，意为小小的）车站，和不远处几排土房子。

　　睡了一晚大通铺之后，刘庆贵知道了清水并不是他的目的地，只是一个入口。所有的学生又换乘专列，在铁路上跑了整整一天，“当时根本就不知道是去哪，眼看着越走越荒凉，更不是滋味”。

　　跟刘庆贵一起来的，还有清华、北大等高校挑来的大学生，这几乎是发射中心的首批科研队伍。他们当年沿途能看到的景色，和今天看到的差别不大，除了骆驼刺，就是远处的胡杨树。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实际位于内蒙境内，靠近内蒙古阿拉善盟的额济纳旗，距离酒泉市200多公里。这里的地域古名“居延”，史书上称为“弱水流沙”，是古代匈奴居延部落的游牧之地，也是古丝绸之路从河西走廊通往北欧的交通要塞。

　　1958年，聂荣臻元帅在7-8个备选地点中，亲自圈定了这块土地，作为中国第一个导弹试验靶场。上将陈世榘带着10万军队，在这个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戈壁滩上，建设靶场。同期，从朝鲜战场回国的第二十兵团机关、部分直属部队，则在中将孙继先的带领下开始组建试验部队。而孙本人，也成为了发射中心的首任主任。

　　在刘庆贵们抵达中心那一天，中心已经运转了7年。第二天，他们就在东风礼堂接受了保密教育。

　　这个礼堂是中心的最主要建筑之一。建筑完全按照人民大会堂的造型，等比例缩小而建。建国初期建材短缺，不少材料是由人民大会堂在修建中节省下来，辗转运到这里。

　　“当时保密要求很严格，写给家里的信里，不能提及自己的工作，连这里地方长不长草、下不下雨都不能说，一起来的同学之间也不能互相打听工种。”就这样，出于保密的需要，刘庆贵几近在家人和同学的视线里消失了，一消失就是二十年。

　　当时试射的靶场占地面积惊人，有5.1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半个浙江省面积。目前的发射中心也有约2800平方公里，分布了数十个大大小小的“点号”，从一个“点号”开车到另一个“点号”，都要耗时20分钟左右。

　　“之所以选择了这里，主要原因就是这里地处偏僻，在沙漠周边，利于保密。而且远离城市，也相对安全。”刘庆贵解释说。这样的选址原则，与国外类似中心的选址十分相近。

　　由于试验导弹对于靶场的占地面积等都有相当的要求，地广人稀的大西北成为选址的首要之地。沙漠之地又能避免试验失败时造成经济上的损失。且这块地方的另一个优点是，国内第二大内陆河黑水河流经这里，虽偏僻，但水土条件明显好于别处。

　　尽管如此，这个地方仍然不适宜人居住。“我刚来的时候，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流鼻血。”一个来这里三年的军官说。这里的年均降雨量40毫米左右，蒸发量却是降雨量的90倍，不仅干旱而且少氧，空气中氧含量比内地低13%-20%。春季的风沙季节更是漫天起沙，无法在户外行走。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常年有上万名共和国科研技术人员驻扎于此。1960年11月5日，这里成功发射了中国制造的第一枚地地导弹。1966年10月27日，中国第一次导弹核武器试验也在这里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中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

　　80年代，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提出，随后长期跟踪战略性高科技发展的“863计划”开始运行。作为“863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载人航天”工程发射场又落到了这里。

　　在这一系列的任务中，刘庆贵从导弹发射二中队队员当起，一路当到了发射中心的副主任，直至退休。

　　社会化服务之门

　　这里种植的成本非常高。所有自给自足的蔬菜水果，甚至大片如茵的草坪，都需要刨出1.5米深的戈壁砂石，从黑水河边挖来河泥填入其中，然后在泥里小心翼翼地种上菜籽和树种，按时浇水才能成活。

　　这里是东风市场。

　　卖菜的摊位摆了整整两排，有几十个。这些菜贩口音不一，大都是做批发生意，从酒泉市贩来蔬菜水果和肉，长途跋涉200公里在这里摆摊卖。

　　邻近门口的地方还摆着几个生鲜活物的地摊，都是职工家属在东风水库里抓来的鱼和泥鳅。这几十个摊位，差不多就是整个航天城每天供应的全部新鲜食物。外来的菜贩们都是固定来这里摆摊的，每个人都通过了中心的检查，搭乘中心统一的配送车。

　　东风市场的一小步，却是酒泉中心向社会化迈进的一大步。在建国初期的困难时期，这里的食品由总部直接供应，全国优先保障。所有新鲜食品不仅由酒泉市负责供应，甚至采用了全国供应的方式，比如由上海供应海产品，并在过年期间供应青菜。

　　现在这些供应基本由社会化解决了，引入社会人员的所有税收，归内蒙古额济纳旗所有。“生意慢慢也不好做了，这里的人都开始自己种了，比我们的便宜。”摆摊的人说。

　　其实，这里种植的成本非常高。所有自给自足的蔬菜水果，甚至大片如茵的草坪，都需要刨出1.5米深的戈壁砂石，从黑水河边挖来河泥填入其中，然后在泥里小心翼翼地种上菜籽和树种，按时浇水才能成活。

　　“这里的特点就是，人在树在，人走树死。”刘庆贵说。小城街道两旁都挖了两条深渠连成一排，每排树沟里都装着一到几个水龙头。每天早上，总有骑自行车的专职人员路过这里，打开水龙头，灌满树沟，如此这般用人工的方式把中心所有的树浇灌一遍。

　　中心设立50年来，一直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独立系统。略有不同的是，服务领域向外界打开了一扇小门，先后组建出租车公司、开办银行、引入超市经营主体。

　　超市里最大的一家叫东风超市，商品种类并不少，价格似乎也与城市相差无几。街道上的出租车则比较鲜见。

　　这里的教育也逐步开展起来，东风幼儿园、东风小学和东风中学相继开办，东风中学的教学质量还在甘肃省平均水平之上，在中考时作为地级局，单独设考场。

　　其余的工作生活节奏依旧刻板且一成不变。早饭6点半，午饭13点，晚饭18点，这里的每一个生活节奏都是规定好的。在午休和晚上的时间段里，街道上几乎没有人，安静地只剩树叶飘落的声音。

　　双向市场化魔方

　　在航天领域的投入、产出也同样可观。美国、欧洲多家研究机构采用不同模型和方法的评估显示，航天领域每投入1元钱，将会产生7元至12元的回报。

　　市场化的破冰，已经悄悄从上游的科研院所开始了。

　　中科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以下简称西安光机所），这个为“神六”、“神七”箭载和“神七”船载系列摄像机的主要研制单位，他们研制的产品成功拍摄和记录了中国人首次太空行走的历史性画面。

　　从体制上说，它属于国立的科研单位。但这支“科技国家队”开始渐渐尝试与市场接轨，在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的同时，也要服务于国民经济主战场，注重将一些科技成果，通过与社会资源的合作设立高技术公司，将成果转为现实生产力。这已经成为新的共识。

　　飞秒光电科技（西安）有限公司应时而生。其成立于2001年，注册资本1.38亿，股东分别是中化集团和西安光机所。主要产品光通讯用的变折射率透镜，就是来自于西安光机所的科研成果，并以此入股。这个公司现年收入已达几千万，在其市场上占有较大份额。

　　在市场化操作的选择上越来越精细。如西安光机所在一些公司直接将部分技术股按有关规定划分到技术人员个人，已不仅仅是研究所。

　　“这样的尝试，如果公司运作得好，将来能上市的话，就会造就很多百万、千万级的科技富翁。”西安光机所党委副书记刘书龙说。

　　在目前，中国现有的研究所分为三类，一类是工业部门的研究所，大都是直属于公司，有清晰的目标，与市场结合紧密；第二类则是公益性的研究所，一般是研究基础科学，从事科学探索和发现，多没有明确的短期的应用目标；第三类就是符合国家战略需要的研究所，比如西安光机所，大都进行有明确应用目标的应用基础性研究。

　　在航天发射终端相对体制不变的现状下，这些科研院所就先起步了。其中第一类的体制最为市场化，而第二第三类也正在进行市场化的尝试。

　　这是相关科研体制的主动转身，而门外的民营资本也尝试着进入这个计划体制关紧的大门。双向的涌动愿望正在形成。

　　顺应这样的市场化诉求，2007年，国防科工委下发了《关于非公有经济参与国防科技工业建设的指导意见》，将门打得更开。

　　“我们也关注到了这个政策，这肯定会对国防科技事业的投融资体制产生影响，而且是积极的影响。”刘书龙说，不过他也同时表示，在关系到国家重大战略的领域，肯定还是应该以国家投入为主，“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是这样做的。”

　　在原国防科工委正式发布的《航天发展“十一五”规划》中，也同样肯定了这两个流向的市场化涌动。其一方面要求“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鼓励社会资金进入航天科研、生产、商贸领域，逐步形成航天科技自主创新的风险投资机制，实现投融资渠道多元化”；另一方面，也“鼓励航天企业、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加大自主研发投入”。

　　在航天领域的投入、产出也同样可观。美国、欧洲多家研究机构采用不同模型和方法的评估显示，航天领域每投入1元钱，将会产生7元至12元的回报。

　　这些回报中既包括直接产业效应，又包括间接产业效应。直接产业包括了卫星制造业、卫星发射服务、卫星应用服务和地面设备制造业等。而间接效应就是技术转为民用产生的效益。

　　2004年，美国宣布，其在阿波罗登月计划中研发的航天航空技术，已有1300项转为民用。而目前常用的卫星定位(GPS)技术，卫星通信技术等也都是航天技术的应用。

　　“航天事业的投入能产生十倍的效益。”原中国载人航天应用系统总指挥张厚英教授则估算了一个更大的乘数效应，这也就意味着目前投入航天的192亿元能产生1900亿元的效益。

　　据不完全统计，航天研制部门用于研制运载火箭和各种卫星的投资，有60%～70%转移到了其它工业部门和科研单位。而且，建国以来研制的1100多种新材料中，80%是因航天技术的发展需求而研制的。

　　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相类似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其市场化探索亦可追溯到1992年。1992年8月14日7时，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迈出了一大步，美国研制的澳大利亚“澳赛特B1”通信卫星在这里发射成功，这是中国卫星发射第一次打开了国际市场。

　　“我觉得终端市场化的大门应该打得更开些，在部分科研实体已经与市场化接轨的情况下，航天产品设计、生产、发射、使用等各环节是不是都可以独立结算费用？”一位参与神舟系列工程的专家提出。

　　这样一个提议似乎已有了政策的基础。1997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通知，对“九五”期间卫星发射单位承担国外卫星发射业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所得税。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