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外交官们在浏阳：唐家璇口味被同化爱吃辣

戴秉国。 资料照片

黄华昌说：“这里曾经是他家老屋所在地,陈宝鎏当年就住在土木结构的破旧瓦房里。”  范亚湘 摄

罗洪国（左一）与李才义经常在一起交流研究年轻的外交官们在浏阳的史实。 范亚湘 摄

　　1965-1966年，戴秉国、唐家璇等205名外交部年轻官员从北京来到浏阳大瑶参加“四清”运动。短短8个月的时间，他们与当地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当地留下了许多妙趣横生的故事

　　年轻外交官们在浏阳的激情岁月

　　●长沙晚报首席记者 范亚湘 《浏阳日报》记者 陶嫦娥

　　戴秉国与浏阳农民蔡立宝同睡一张床

　　12月10日，湘东大地温暖如春。这天，浏阳市大瑶镇汇丰小区64岁的蔡立宝家杀了一头200多公斤重的大年猪。

　　当明白记者的来意，憨厚的老蔡嘿嘿一笑，说：“那个时候，戴秉国就住在我们家。我曾经和他同睡一张床有半年时间……他老是爱光着膀子睡觉。”

　　今年3月17日，戴秉国当选国务委员。在其简历中，明确地写有1965-1966年在“湖南省浏阳县参加‘四清’”的字样，那一年，戴秉国24岁。

　　“戴秉国、唐家璇他们是在1965年9月4日从北京抵达当时的浏阳县大瑶人民公社参加‘四清’运动的。”现年78岁的罗洪国老人18年前从浏阳县委老干部办公室主任职位上退休后，一直在从事当地的党史研究工作。据他多年的研究，当时戴秉国、唐家璇等205名年轻的外交官在浏阳呆的时间为8个月。“1966年7月，就在年轻的外交官们撤回北京的前一个星期，我在大瑶人民公社团结大队担任‘四清’工作组组长。”

　　“四清”运动是指1963年至1966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的内容，一开始在农村中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在城乡中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 据记载，当时有数百万干部下乡下厂，仅浏阳县就派有12600多名中央、省和湘潭地区（当时浏阳县属湘潭地区管辖）的干部从事“四清”运动。

　　刚走出大学校园的这群年轻人到大瑶之初，“他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劳动在一起，年轻的人，年轻的心，生活充满了快乐。但残酷的现实很快就打破了他们初来乍到时的新鲜感。”罗洪国说，由于他们没人会做饭，“几乎餐餐吃着白菜煮稀饭”。

　　此际，公社领导将他们“化整为零”，3人一组，分别吃住到了乡亲们家里。“戴秉国被分配到齐心大队先锋生产队蔡立宝家，和比他小3岁的蔡立宝同睡一张床。”

　　这些年轻人农活都不熟。“当时，正值收获油茶的金秋时节。于是，他们也背着个竹篓和我们一起去摘油茶籽，不想，他们专挑未成熟的好看的红色油茶籽，却把成熟了的青色油茶籽留在树上。”大瑶镇汇丰小区的黄华昌当年不足17岁，43后，但他回忆起与那群年轻的外交官一起劳动的时，留给他的印象是：“他们在做农活时尽闹笑话。”

　　不过，乡亲们很快发现，虽然这群鼻梁上大多架着镜框的姑娘小伙农活做得不专业，但“他们很吃得苦，也很讨人喜欢。砍毛竹手掌起泡、挑肥料过水沟摔跤、割谷割破手指……但他们还能坚持。”

　　黄华昌记忆深刻的是，“那一年，我们生产队缺乏耕牛，为了不误农时，戴秉国就邀我和他一同来的颜万荣3人一起去拉一张犁。虽然是犁第二遍，只需要浅耕，但一天下来，每个人都累得摸不到床了。”

　　唐家璇回忆：口味被同化了，变得爱吃辣

　　据罗洪国考证，当年来浏阳大瑶参加“四清”运动的年轻外交官中，除戴秉国外，还包括新中国第八任外交部长、原国务委员的唐家璇和前中国驻俄罗斯大使武韬、李凤林、张德广，前中国驻日本大使、联合国副秘书长陈健等副部级以上干部6人。“在这批人中，像原外交部干部司司长王建立、前中国驻阿联酋大使黄振、前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陈宝鎏、前中国驻俄罗斯伯力总领事胡恩才等司局级干部不计其数。”

　　那时，27岁的唐家璇也住在齐心大队的一户农家里。和所有参加“四清”的工作队员一样，他们除了白天与当地的老百姓同劳动外，晚上还要组织村民进行政治学习。而且，他们的劳动是不计工分的，上面每月发给他们每人30斤粮票，“但劳动强度太大，年轻人根本就吃不饱。”

　　2001年3月，时任外交部长的唐家璇在接受《中华英才》杂志社记者采访时，深情地说：“有那么一段岁月，积淀在记忆里。‘文革’前‘四清’时期我曾在湖南长沙附近的浏阳大瑶人民公社呆过近一年。我们都住在贫下中农家里，当地生活苦得不得了，一日三餐两稀一干，午餐通常有炒米粉，里面沙子、石子什么都有，没有菜，只有干辣椒。那地方的老乡喜欢把辣椒用盐腌上，放在屋檐下用竹竿串起来风干。好的时候，就是在饭里加点红薯。一年下来，我骨瘦如柴。不像现在，体重82公斤。”他承认，虽然是上海人，本来不大爱吃辣的，但有了在浏阳的这段经历后，他的口味被同化了，变得爱吃辣。

　　那段难忘的岁月让中国前驻新加坡大使陈宝鎏女士十分动情。当时，20出头的她住在齐心大队新建生产队黄华昌家。“房东老大娘待我特别好。我最喜欢吃她做的火焙鱼蒸辣椒、油炒糯米饭，我的同事们都非常羡慕我遇到这样的好房东。星期天都抢着到我这里就餐。每当我工作一天回来，床铺底下的脏衣服总是被悄悄地洗好了，这使我有如在亲人身旁的感觉。”

　　12月10日，黄华昌告诉记者，陈宝鎏所说的“星期天都抢着到我这里就餐”的同事就包括戴秉国和唐家璇等人。“我母亲的饭菜的确做得好吃，常常吸引好多位年轻的外交官来家里蹭饭吃。”见到这情形，陈宝鎏就在黄家开了一个“农民扫盲班”。“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跟陈宝鎏他们学的文化，并且，我和我母亲都加入了党组织。”1978年，黄华昌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后转任村支部书记，直到1998年才退下来。

　　“浏阳的经历使得我任毛主席翻译时准确无误”

　　“我有幸曾担任毛主席的俄文翻译。有一次，毛主席接见苏联总理柯西金，慷慨激昂地说：我这个人‘名誉不好’，有人说我是民族主义者，有人说我是教条主义者……”原驻俄罗斯大使李凤林忆起在浏阳大瑶那一段短暂的时光，感慨万千。“毛主席的讲话带有浓厚的湖南口音，得益于在浏阳大瑶的锻炼，对湖南乡音的深刻体会，浏阳的经历使得我任毛主席翻译时准确无误。”

　　湘东的地域差异造成了“十里不同音”，村民们大都讲不好普通话。年轻的外交官们虽然与乡亲们同住在一个屋檐下，但交流起来却很是困难。“那段时间，每天清晨或者傍晚，总有年轻的外交官在叽哩哇啦的练习外语，乡亲们听到后就以为他们是在议论伙食不好，直到在干部的沟通后才知道原来他们是在练习外语。”罗洪国笑着说。

　　罗洪国说，那时农村的文化娱乐活动很少，乡亲们基本上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从这群年轻人来了后，沉寂的农村一下子热闹起来了。年轻外交官们还显示出了极其孩童的一面，留下了许多当地人至今说起来就大笑不止的趣事。

　　那时，为了保障村民的安全，每天都会安排几名“四清”队员和当地的民兵一起在村子里巡逻、放哨。“这对于他们来说，无异于充当‘反特’电影里的主角，兴趣十足，警惕性极强，瞪大眼睛观察着每一个可疑之处。”也许是过于紧张，有一次老百姓家的闹钟突然在深更半夜响了，巡逻的年轻外交官们敏感地大嚷：“有动静！有动静！”把一村子的人都闹醒了。

　　还有一次，巡逻时发现一处生产队的粮仓被盗，他们循着地上洒的谷粒找到了偷谷的村民。于是，赶紧带回队部问话。“你为什么偷谷？”年轻的外交官问。“我一家七口，肚子饿没办法。”偷谷的村民答。“你好大的胆子。”“我下定决心去偷谷，不怕牺牲偷一担，排除万难偷回家，争取胜利吃几餐。”“粮食都搁哪里去了？”“‘落后时’吃了一部分。”“另一部分呢？”“‘落后时’卖了。”“‘落后时’这人在什么地方？”即刻，问话人的声音提高了好几度。

　　不想，偷谷的村民却哈哈大笑。原来，“落后时”在浏阳大瑶方言里是“后来呢”的意思。明白了‘落后时’的意思后，年轻的外交官也大笑起来。笑完后，外交官对偷谷的村民说：“你是家里人肚子饿了才去偷谷的，这样，既然谷已被你家里吃了，补是补不回来的，但你下次绝对不能再偷了……”一席话，说得那位偷谷的村民直点头。

　　但年轻的外交官们在搞“四清”时却很是认真。原大瑶镇党委副书记李才义说，当时，他所在大队的一个干部老是在老百姓家里吃饭不给钱，年轻的外交官来了听说后，就把这位大队干部好好地“清”了一下，“后来，这个大队干部连家里的毛衣都赔给了村民。”

　　“喝过浏阳河的水，我肯定要回来的”

　　埃及有句谚语：“喝了尼罗河的水，你一定还要来的。”中国前驻阿联酋大使黄振对阿拉伯文化深有研究，他借用埃及的这句谚语多次说他还会再来浏阳的。他说：“1965年社教来浏阳，浏阳河水清澈见底，我们在浏阳河游泳，我还喝了一口水，当时我就想，浏阳我肯定要回来的。”

　　2003年10月，正值浏阳撤县建市十周年暨第六届中国浏阳国际花炮节之际，原外交部副部长徐敦信和李凤林、王建立、黄振、陈宝鎏等7位曾经在浏阳大瑶工作过的原外交部高官应邀到花炮始祖李畋故里大瑶等地观光。

　　38年后，过去街道不到100米的大瑶镇已是全国鞭炮烟花原辅材料集散中心，浏阳最富裕的乡镇之一。黄振在浏阳工作时就住在民主大队乐息生产队李才义家。1969年，李才义在北京当兵时，时常受邀到黄家“打打牙祭”。这次故地重游，黄振一下车就认出了站在迎接他们的人群里的李才义。

　　“陈宝鎏那次直接到了我家里，过去的年轻人，如今都成为了六十多岁的人了。”黄华昌说，那天陈宝鎏见到他后“好激动”，两人坐在一起说了半天的话。临走，黄华昌送给陈宝鎏两块乡里腊肉和两斤自己种的板栗，“她高兴得连连说，回北京后又可以吃到浏阳腊肉了。”

　　2003年10月，陈健还在联合国担任副秘书长，接到浏阳的邀请后发来电报说：“……期待将来有机会再返浏阳，重温当年那段记忆犹新的经历。”

　　唐家璇和戴秉国都因公务在身没能前来浏阳，但他们分别发来了电报。唐家璇说：“早在38年前，我作为社教工作队的一名成员，在浏阳工作了一段时间，浏阳人民热情善良、顽强不屈的精神面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戴秉国说：“六十年代，我曾有幸在浏阳工作、生活了一段时间。浏阳的人、浏阳的事、浏阳的一草一木始终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那是我一身最难忘的经历……希望以后有机会能来浏阳好好看一看这里变得更加美好的山山水水，看望浏阳的父老乡亲。”

　　“首长们实在是工作太忙了，他们没时间来浏阳，但我们有时间可以去北京找他们。”今年10月，罗洪国就去北京请王建立转交一份请求支持浏阳工业发展的报告给国务委员戴秉国。

　　“老戴的确事情多，但我一定设法将你们的请求报告转到他手里。”有了王建立这句话，罗洪国放心地离开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