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许霆案两审差距太大就像过山车一样刺激

　　“法官严格适用法律作出判决，即便这结果与民众的情感相背离，引起舆论不满，该指责也不应该是法官，而是立法者。”贺卫方认为，我们不允许法官仅仅依赖自己对于立法是否公平的判断而决定是否适用它们。相反，在司法中，法官必须抑制自己的情感，泯灭自己的个性，就是“要像自动售货机那样”，一边是输入案件事实和法律条文的入口，一边是输出司法判决的出口，机械运行，不逾雷池半步。

　　法院在舆论下没有固执己见

　　这一点值得我们肯定与庆幸

　　以许霆案为例，问题的关键还在于究竟什么是本案中的法律，法官能够依据的权威渊源到底是什么，以及法官能够在多大的限度内行使自由裁量权。假如认定许霆行为构成盗窃，还有数额是否构成“特别巨大”的问题。不少论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的司法解释已经过去10年，10年前盗窃10万元算“数额巨大”，现在10万元数额还算“巨大”吗？在有些地方，如陕西农村，3万就是个大数目了，而在广州，10万才“有点大”。数额规定已经严重脱离现实。但是，问题在于，这个解释仍是有效的法律，法官再怎么以说理为名，恐怕也很难突破它。

　　另外，在呼唤法官说理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忽略一个事实：司法判决的风格受到历史以及体制的限制。在这两个方面，我国都不鼓励那些过于个性化和原创性的判决起草。法官如果超越法律条文，引用法律外的资源作为论证的基础，不仅有侵犯立法权的嫌疑，而且，由于我们缺乏规范和统一司法解释的有效机制，还可能导致司法判决的高度不确定性。

　　在舆论的压力下，广州中院和最高法院没有固执己见，他们都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个案件引发的关注和这个案件的复杂性，于是才有了后来的这个结果，这一点值得我们肯定与庆幸。两审结果似乎差距太大，就像过山车一样刺激。但仔细看来，还是很合理的。我在很多场合都说过，许霆案的改判结果比较符合我的法感和我的正义观念。许霆由无期徒刑改判五年比较合理，而且这一重大改判肯定是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许可的。判他无罪是不太合理的，第一次多取钱是意外，第二次是试探，那之后的十五次呢？他得为自己作为一个成人做出的行为承担一定的代价。

　　“法律的胜利”非“民意的失败”

　　“民意的胜利”非“法律的挫折”

　　到底是法官在判案？还是网民在判案？其实，民意和司法并没有这样极端化的对立，司法制度的制定也应该是体现民意的。法律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民意的失败，民意的胜利也不是法律的挫折。司法的独立性，在许霆案中表现得非常有趣，这是中国法院体制的一个典型运行模式。一审判决后，广东省高院院长和最高法院副院长分别在省两会和全国两会上讲话，他们都表示“许霆案一审确实存在问题”。但两位院长在这个时候不应对案件做出评价，因为司法独立很重要。如果上级法院可以直接对下级法院进行指令，那所有的上诉就都没有用了。

　　这个问题还引起我的另一个思考：当全国其他地方也遇到像许霆这样的案件怎么办？我们的命运完全依赖于遇到什么法官，完全依赖于是否会被新闻媒体报道出来。可这些都是偶然因素，这样一来，一切都变得不可预计。所以，法治建设的努力，是要让老百姓生活在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度里，让我们的命运取决于制度而不是取决于某个法官。

　　媒体监督是一把双刃剑，能推动案件走向公正，也可能促使案件的判决出现问题。这并非指新闻会直接对法院产生压力，而是指它会通过领导人和舆论对法院产生压力。而且，现在有的媒体有个坏习惯，往往会三下五除二，是非分明地去报道一个事情，在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就已经立场分明了，这种现象挺可怕。媒体应该回归媒体本身的一种特性，就是报道任何一个事情时，应该尽量追求一种价值中立的立场，不要提前对一个事情下结论。

　　如何去评议专业知识和民意之间的平衡——特别在价值观有冲突的时候？过分追求一种大众化的民意判案，最后可能最受伤的是广大人民。因为民意本身处在一个情绪化的、多变的状态下。有时候，民意会被信息的给予者所操纵，希特勒不就是靠操纵民意上台的吗？文革时期民意不就被“四人帮”操纵过吗？那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人物简介

　　贺卫方，1960年7月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兼任全国外国法制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比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以及国内多所大学名誉或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