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承：父子亲情是任何人都不能阻拦的
“从1995年年初，一直到今年11月7日，这期间我都没能见到父亲。
星期柒新闻周刊：您现在能经常见到季老吗？
季承：现在见他很方便，我每天都去医院陪他。季先生身体很好。
星期柒新闻周刊：关于季老藏品外流事情，最新的调查进展怎么样？
季承：我什么情况也不知道。学校没有跟我们家人见面，也没有任何调查机构和我们家人见面。好像也没有跟举报人见面。搞不清楚他们在调查什么。这个问题，你们应该去问北大。
星期柒新闻周刊：北大新闻中心发布了声明，说已经成立调查组，调查证明，季先生的藏画并未流失。
季承：学校还称已经有司法部门介入了，具体是什么司法部门，我们也不知道。既然已经调查清楚了，就应该把藏品还给我们。可是到现在都没有。北大先后发表了几个声明，证明季先生的藏品没有丢，却一直没有清楚的交待。这样做，只会引起舆论混乱。
星期柒新闻周刊：你有没有主动联系过学校方面？
季承：我去过几次，提的意见，他们都没有回应。
星期柒新闻周刊：你具体找了谁呢？
季承：我找了校长还有党委书记，但是他们都忙于开会或者别的，每次都是其他工作人员接待我。其实早在三年前，我就去找过他们，但是三年来，他们一直没有作出任何回应。
星期柒新闻周刊：三年前是为什么事情呢？
季承：不单纯是为这个事情，我当时就是想给北大提点意见，但是一直没有任何结果。也不让我见父亲。
星期柒新闻周刊：有报道说，你有很长时间没有见到父亲了，是真的吗？
季承：确实是这样，从1995年年初，一直到今年11月7日，这期间我都没能见到父亲。
星期柒新闻周刊：为什么会这样？
季承：说起来有两个原因。先是在家庭内部的事情上，我和父亲意见有些不一致。1995年初，我们闹了别扭。当时彼此情绪都不好，说了一些比较狠的话。从那以后，我们就不怎么见面了。但是，毕竟父子亲情，谁也割不断，后来我和父亲都互相谅解了，希望能见面。然而，就是这个时候，有的人，不仅不调解，还从中阻挠我和父亲见面，想垄断父亲、垄断季羡林。
星期柒新闻周刊：能谈谈具体的情况吗？
季承：2002年，父亲住进了301医院，之后，我多次去医院，希望能见到他，都没能如愿。有一年的冬天，我在外面等了两个小时，都没进去，他们就是不让进。
星期柒新闻周刊：2002年以前，季老住在哪里？
季承：住在北京大学朗润园的十三公寓。
星期柒新闻周刊：那时候，你们两人之间达成谅解了吗？
季承：那时候，我也去朗润园，但是担心父亲心里对我有气，没有直接见他。而他，那时候也担心我对他心里有气，也不肯主动见我。
星期柒新闻周刊：这些年，是谁照顾季老的生活？
季承：有一个姓方的男保姆，还有他的助手李玉洁。2006年，李玉洁突发脑溢血生病，父亲由杨锐照顾。
星期柒新闻周刊：当年你和父亲闹别扭时，母亲还在吗？
季承：那时候，母亲还在，她在住院。我那时候，还是经常去看望父亲和母亲的，闹别扭之后，我就没再见过父亲了。后来，母亲去世了。
星期柒新闻周刊：到底是什么事情会让你和父亲闹别扭？
季承：这是家务事，说起来太复杂，一时半会也说不清。以后，在合适的时间，我会把这个问题说出来。但是，不管怎么样，父子亲情是任何人都不能阻拦的。
钱文忠：
阻隔父子，天理不容
“季羡林藏品被盗卖”一事经媒体披露后，第一时间引起了复旦大学历史系老师钱文忠的注意。作为季羡林当年的弟子，他11月初赶赴北京，和同为季羡林弟子的新华社记者唐师曾一起前往301医院看望恩师，并和恩师进行了长谈，了解了很多幕后的情况。昨日，记者也对钱文忠进行了简短的采访，了解了“藏品盗卖案”的最新进展。
钱文忠称，到目前为止，北大方面一直坚持，季老的画从未丢失。而据他所知，丢画这事，以前在季老身边的人有重大嫌疑。另外，对于季羡林和儿子季承为何在过去的13年里不能见面，钱文忠表示，他当时知道这个消息也非常震惊，“我曾经对好几位朋友说过：阻隔父子，天理不容！而今，天理昭昭，年龄相加已是171岁的父子终于还是相见了！”
12月12日，钱文忠在自己的博客中贴出文字：“原本在我看来，季老藏品和财产流失虽说不简单，却也算不上是一件高度复杂的事情，只要秉持公正、公开的原则，由司法介入、家属参与、社会监督，总不难查个水落石出。可惜，我和很多人至今都还没有看到这一切理所当然的行动付诸实施。于是，事情就变得格外的复杂了。我不禁要问；这究竟是为什么？”
【季羡林藏画被盗卖事件追踪】
举报人张衡
立下遗嘱准备退出
前日的北大法学院圆桌会议上，一位自称举报人张衡朋友的律师高占强与北大哲学系主任赵敦华发生语言冲突。昨天，事件的当事人张衡回应媒体称，高占强所携带的“实事求是、理性沟通”条幅是自己写给北大的，同样的话他愿意说给杨锐（季羡林秘书）和吴志攀（杨锐丈夫，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他还透露，为此事他已经立下遗嘱，并准备退出。
“我希望对方一定要先来看我的证据，跟我个人做直接的沟通，”张衡称，北京大学从来没有跟其做过任何官方的沟通，“连打个电话都没有”。他认为，自己实名向有关部门举报，这些材料都会到北大，北大调查组没有跟其沟通，“这是我不理解的事”。
“杨锐在整个事情的应对过程中，犯了一个天大的、不能再大的错误，就是不出来面对公众，不出来跟我沟通。”张衡昨日表示，“季老的字画被盗这件事只是一个引芯，老鼠拖木箱，大头在后头。所以杨锐他们所担负的责任是很小的。”张衡强调，实事求是，理性沟通，他们有这个责任，也有这个义务。沟通比不沟通好。
张衡自称“从一开始介入此事时就想退出，唐师曾的退出是自己的榜样”；但他同时表示何时退出尚没有时间表，而取决于事件的发展态势。
张衡称，自己为此事写好了遗嘱。
“我以前是这个事的发起人，现在我想成为这件事的调停人。我不是想以此缓和与杨锐的关系，关系能缓和就缓和，不能缓和的话，我做的事情我担当。”张衡最后说。
本报特约记者 陈宝成 北京报道
自从2008年10月底媒体披露季羡林藏品被盗卖后，围绕这件事的争论就没停止过。北京大学语焉不详的调查结果，更把一个简单的案件弄得云遮雾罩。就在事件披露后不久，又爆出季羡林与儿子季承虽然同在北京，13年来，却因人为阻挠而不得谋面的新闻。这种人伦悲剧为何发生？其中缘由，媒体语焉不详。
昨日，快报记者独家专访季羡林之子季承，听他讲述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令记者惊讶的是，在采访中，季承在提到父亲时，使用了“季先生”、“老爷子”、“季老”、“父亲”等多个称呼。他们父子关系的微妙，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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