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岳：中华传统文化蕴含深厚的生态文明

　　人民网北京12月14日电　人民网发起并主办的“回顾与展望·改革开放30年中国环保事业”论坛，今天上午在北京隆重举行。环保部副部长潘岳在会上做了“中华传统与生态文明”的主题演讲。以下是演讲实录：

　　大家早上好。这段时间身体不好，本来是一些活动都不出来，但由于今天是人民网的邀请，人民网对我们环保的支持，这些年来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说今天一定来，但是不涉及讲政策、讲大的环保工作上的问题，是从另一个角度，就是这段时间，我正在写一篇理论文章，文章的题目是“中华道统与生态文明”，我在这篇文章里摘了几段，想把这些跟大家交流一下。正好今天又碰到我在25年前来到中国环保报，是曲局长调我进来的，他是我的前辈、我的恩师，也正好看到我那时候的师兄，现在也是岁数很大了，就是王玉庆，那时候我认识他的时候是很年轻很英俊的，我们俩还有五年的同事。时间真是催人老，但是我们环保的这些前辈、战友、同志们还都在一起，还在继续为理念去奋斗。所以今天有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非常高兴。

　　言归正传，我的体会是西方的环境思潮或者运动已经40几年了，但是它都有这么一个规律，就是刚开始都把环境当做是一个技术问题，都是涉及很多技术怎么去抑制污染。三四年前，我是管政策法规，对“环境友好”这个词有争议。什么叫环境污染？我就查。我查到了当时最早出现“环境友好”这四个字的是“环境友好技术”，然后才到今天的“环境友好型社会”。但是在研究这些技术以后，发现再好的环保技术也挡不住全世界，特别是在中国非常尤其明显，挡不住“两高一资”产业的繁荣发展。然后就发现，实际上这是一个大的经济问题。全世界的一些环境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经济问题。然后就开始涉及各种奖励环保、惩罚污染的经济政策。最后发现，实际上环保问题涉及各个群体利益，同时涉及到各国之间的冲突和矛盾的时候发现环境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或者说是一个社会问题。

　　在这几年，尤其当气候变化已经变成全世界的国际政策主流的时候，所有的国际上，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政治家们，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但是你想成功，就必须得谈环保。国际的外交，国与国的关系也是能源和环境，这是国际外交政策的主轴。所以全世界相当一批政治家，在达不成一致的情况下，正在找共同点的时候就发现，环境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文化伦理问题，像戈尔在获奖的时候说，环境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道德问题。我觉得他是先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人。

　　现在全球经济危机，有人说这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危机，实际上就是美国式的生产与消费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危机，也是西方工业文明发展模式的危机。因为金融的衍生品所代表的现代虚拟经济必须完全建立在人和人之间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如果说，因为投机而产生的道德风险，迅速扩大为整个金融链条的失效的时候，进而影响实体经济的时候，就会最终彻底宣告今天花完明天钱的透支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彻底破产。

　　顺便一提的是，这次次贷危机以后，美国华人群体总体来说受损害比较小，因为他们祖祖辈辈的教诲，让他们不习惯没钱还要贷款去买好几套房子、好几辆车。他们喜欢踏踏实实的挣钱，量入微出的花钱，缩衣节食的为子孙攒钱，这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力量。一百六七十年来，我们一直追随着西方的脚步去走，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我们认为我们的工业、军事、技术不如人，开始了洋务运动。最后，当甲午战争被日本人打败了以后，我们认为我们的制度不行，要改变制度，所以我们开始维新变法。等到维新变法以后，到辛亥革命改了制度了，民国了，发现还是不行，还是军阀混战，国家没有走出困境，所以开始觉得我们的思想文化是有问题。所以我们就“打倒孔家店”，革命化文化代替传统文化，我们觉得要否定自身的传统，走上了器物、制度、理念全盘西化的道路。之后全国的历代精英都选择了新的道路，不谈文化缺失损失，也不谈意识文化形态造成的矛盾。

　　从生态来讲，这么多年由于中国的环境、资源成本转移不出去，因为国际上资源环境规则已经被发达国家制定完毕，所以我们中国的资源环境成本转移不出去，本身资源环境人口的国情又支撑不起，仅仅是以我们改革开放30年来来说，我们虽然取得了西方一百多年才能取得的经济成果，但是，西方的一百多年的环境污染，在中国30年间集中体现。这次全球经济危机，就可以说明，如果中国继续走这条路，死路一条。因为我们的资源、人口、环境的底子比西方差很多。再走下去，不仅影响世界的和谐，可能还要造成我们内部的不和谐。所以，这次的危机也是我们重新审视西方工业文明，同时也审视我们自己的一次机会。

　　西方的工业文明是以无限获取利润为动力，以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为制度，就是扩张扩张再扩张这样一个制度。它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它可以产生的原因是很多的，例如新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文艺复兴、科技革命等等，但是它的根本原因还是发现了一个一个的新大陆，开拓了殖民地。所以，总是在扩大市场和原材料产地的同时，把本国的阶级矛盾、经济矛盾、社会矛盾等危机统统转移出去，不断地转移。所有的移民当初都是穷人，才去转移。

　　转移了几百年以后，他们终于发现，什么危机都可以转移，唯有环境危机转移不了，因为大家都不幸生活在同一个地球。因为气候危机以来，飓风不光袭击东南亚，也袭击西奥尔良，生态难民不仅出现在非洲，也出现在美国。海水的上涨不光淹掉南太平洋小岛，未来也可能会淹掉纽约。文化文明来说，西方文明的基础就是人类中心主义，就是将自然视为不断满足人类无限欲望的对象。事实上，人的欲望是无限的，而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既不可能满足资本主义的无限扩张，也不能实现按需分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政治上是天然对立的，不用再说了，但是，当时的生产力、工业化水平，它们都是来自于一个经济学老师，都认为资源是无限的，资源开采是无价的，都是一个经济学老师，都是一个工业基础，都是一种工业发展模式。

　　所以，这种西方的工业文明必将走向历史的尽头，时代正在呼唤一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全面、和谐的生态文明。就是在西方工业文明所奠定的生产力基础上重新反思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三大关系。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和谐生态，在人与自我之间建立和谐人格，在人与社会之间建立和谐社会。当然，还要在人与人之间建立和谐相容，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建立和谐世界。

　　面对西方工业文明所曝出来的这些内在困境，各国的一些政治精英，还有学者，已经开始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们都开始在世界各大文明和古老的宗教中去寻找生态的智慧，他们回过头来去寻找，试图从中寻找出摆脱困境的路径。

　　我在前年发现了很多这样的书，有些翻译出来了。这都是西方的一些学者的书里面发现，从基督教的文明来说，人类对生物群的尊重和保护也应成为自然法的内容，包括生物自然多样化存在的权利：健康生活的权利，自由净化的权利，不受人类侵害的权利、共享于地球的权利等等，为了这些权利而奋斗已经成为20多年来西方环境运动的伦理基础。

　　40多年前不是这么说的，20多年前，西方的环境运动或者环境都是以这个，特别是基督教国家以这个为伦理基础。从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议题，《古兰经》提出世间万物皆由真主所创，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真主管理大地，人应该合理、适度地利用自然，反对浪费。最具代表性的话是，你们应当吃，你们应当喝，但不要浪费，真主的确不喜欢浪费者。从印度教文来看，印度教蔑视外在物质的东西，重视内在精神，与其他民族崇拜的精英不同，他们崇拜的精英都是隐居于森林中的圣徒，认为在森林中隐身的精神力量是永恒的“抱树运动”，就是人们抱着树，防止林业工人去砍伐森林，他们认为这是神圣的。被世界认为是印度教思想的环境席。

　　总而言之，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西方有识之士除了对自己本身的宗教和文明开始研究以外，又将目光转向了东方，转向了中国。去年年底，耶鲁大学一个教授送给我几本书，书名是《儒学与生态文明》、《道教与生态文明》、《佛教与生态文明》，这几本书据说在国内已经出版。我那儿有这个小册子，去年我们自己翻译了一部分。

　　西方人如今最感兴趣的竟然是我们的老祖宗如何去处理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在书中，他们翻译的反正和我们有些是不一样的地方。比如他把我们的“天人合一”翻译成“宇宙共振说”。

　　为了解决生态危机，西方开始琢磨我们的古老传统。因为中华民族最大的特殊性在于它是全世界唯一以国家形态，同根同种同文延续几千年不变的民族。犹太人也是，但是犹太人同根同种同文，但不是国家形式的，它是3700年就有800年的国家历史。所以，中华民族不论遭受多少风霜击打，但是仍然独自延续到今天，那是因为我们文化伦理中蕴含着非常深刻的生态智慧。我们的伦理与制度，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历史传统，都在体现这种生态智慧。

　　五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就是“中”和“容”。中庸之“中”，和谐之“和”，包容之“容”。这套文化体系不仅有伦理的准则，更有一系列的政治制度与生活的实践支撑。比如科举制度、乡绅制度、教育制度等等，都一贯地倡导着一种有序的、平衡的，特别是平衡的，还有就是包容的、协调的、和谐的几大特征。这正是中华民族延续两千年不变的根本原因。当然，它也有缺陷，要不不可能导致革命，但是绝不能够一概打倒。

　　一些人认为，中华传统文化是农耕文明的产物，物质基础已经被全面推翻了，其价值观已经不适用于今天的工业化社会了，我认为这是极端错误的。各大宗教都是在农业文明时候产生的，但是今天仍然是现在各大文明的精神支柱。例子就非常多了，不管从建树上，还是从伦理上、礼仪上，他们所有的小城镇里，聚集点，还都是教堂。而且从中孕育出下一步发展。

　　例如新教伦理，孕育了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至今还需新教伦理去修正。为什么我们要把自己的传统抛弃？这些传统没有过时。中华传统文化的“中”和“容”在古代历史上曾经同化了外来的种子，吸收了外来的文化。中国的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宗教战争，从来没有出现过血腥的文明冲突。未来这一传统还将帮助我们完成政治上的民主与集中的结合，经济上的市场与国家的结合，社会上的社区与家庭的结合，文化上将完成中国与外国、现代与传统的结合，这正是我们未来追求的方向。

　　儒释道三家都在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儒家讲求“仁民爱物”，即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犹如同胞手足，朋友兄弟，万物一体而相互仁爱。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他以“天命”建立了人间尊卑礼法；孟子认为“天人相通”，人要以仁义道德来约束自己，以求天人合德；董仲舒认为“天人相类”，天人之间具有微妙的相互感应关系；宋明理学则将“天人一体”变成了心性之学，使天成为人间道德规范的终极根源。概言之，儒家主张天道即人道，天地生生之德的道德意义和伦理价值，需要人来实现，人恰恰可以由“尽心”而“知性”，由“知性”而“应天”，所谓“尽人事而知天命”，正根源于此。

　　道家崇尚“自然”，希望通过“道法自然”实现人道契合、人道为一。老子言“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道在第一，天地由道而生，万物与人既是平等又是相互联系的，反对人为、机心，主张顺道而为，复归于朴。庄子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提倡一种“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生命境界。

　　禅宗所体现出的东土大乘佛教精神完全是中国式的，它对天人合一观念的理解，对中华道德礼义的吸收，对简朴生活方式的认同，无不反映出中国本土文化的影响。佛教提出“佛性”为万物本原，万物之差别仅是佛性的不同表现，其本质乃是佛性的统一，众生平等，“山川草木，悉皆成佛”。是以消除“分别心”是佛家最根本的原则之一。

　　这些价值观在现实制度和生活中就具体落实为一个“度”字。“度”就是分寸，就是节制，就是礼数，就是平衡，就是和谐。度是一种从容回旋的空间，度是一种进退有余的艺术，度是一种节制合适的平衡，度是一种立身达人的智慧。概言之，“度”不仅是中国政治智慧，也是中国人的生活智慧，更是中国生态智慧的凝练表达。

　　这种智慧不光存在于圣贤典籍中，还通过家族和礼仪牢牢地在基层社会中扎下了根，这也是中华传统特别伟大的一点。在传统社会中，大到国家制度、施政方针，小到士农工商、琴棋书画，古代圣贤典籍中四书五经的大道和世俗官民生活中的小道融会贯通，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

　　比如茶道。西方人也喝茶，不过是一种饮料。而中国茶道却有着精神，有着境界，有着原则。那就是和、静、雅。中和、宁静、雅致。所谓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茶道成为文人士大夫反思自悟、坐禅悟道的方式；又传到日本，成为东方文化的重要象征。

　　又如商道。“人的自私”是西方经济学的第一假定（亚当斯密写了《道德情操论》，可惜一直未受到重视。大家总是读他的《国富论》，研究那只“看不见的手”，而很少研究他的这本书。最近发现温总理正在研究并推荐这本书。而且我在剑桥学习时，正好是松花江污染，我们正在英国，也不知道，回来才知道，但是看到那里有西方的剑桥教授，也在推荐《道德情操论》，这本书已经出版很长时间了，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看一看。）。但中国传统商道从来不以牟利为第一目的，讲的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讲的是家国天下与社会责任，放在环保上讲就是企业的绿色责任。究其本质是商业与道德的结合。当然我说的这个不是指现状。如今是市场经济的自私被我们引进来了，但其规则没有进来；传统文化的裙带腐败留下来了，道义精神却丢了。

　　当然还有剑道、酒道、弈道、医道、药道、江湖道等。所谓道，就是精神，就是原则，就是境界。这就不再多说了。

　　上连天道自然、下通人伦日用。不追求物质享受的最大化，而是追求生命之美和人生意境，使得生态文明中的日常生活超越了现实的功利追求。这些生活实践看似涓涓细流，却共同汇成了生态文明所需要的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这种从容有度的生活方式通过节制人的无限欲望，追求充实饱满的精神追求，能够纠正西方工业文明所带来的消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重重迷误。

　　从思维方式到道德伦理，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的本质区别可谓一览无遗。西方在不断地切分，越分越细；中华则不断地求合，越合越强。西方有机械主义自然观，中华则有中和有机自然观；西方有人文主义伦理观，中华则有和谐生态伦理观；西方有二元对立进化论，中华则有天道人道融通论。

　　东西方文明在几千年前惊人相似的同时崛起，又在几千年后惊人相似的同时会师，会师在哪里？会师在生态文明的平台上。西方经过几百年，走不通工业文明的路，已经在走生态工业文明的路，所谓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体系，几十年内已经形成。我们也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所以很可能是在一个新的文明的平台上会师。我坚信，中华传统文明虽然是在农业文明时期的产物，但具有普世价值，更能够进行现代的创造性转化。尤其是在生态方面，中国在短短一百多年的时间内，从农业文明一跃而入工业文明，再由工业文明向上一跃，很可能提前跃入生态文明，因为我们已经具备了这个转型的经济基础、政治基础和文化基础，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已经极大的解放了生产力和发展了生产力，国民财富迅速增长，综合国力大幅提高，这是生态文明的经济基础。同时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已经完成了救国图存的历史使命，一个承载了千年道统的政治民族将最终屹立于世界东方，这是我们生态文明的政治基础。所以我们完全有能力、有条件实现三期文明的跨越式发展。至于如何去实现，十七大报告所提出的让生态文明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这个就是政府和公共参与的课题，好在今天我看到来的很多都是环保专家和NGO的代表。我们有很多话就这个问题要谈，所以我今天只谈一半，就是文化。以后找机会向大家报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