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中国法律人走向世界

　　改革开放之初的1984年，新中国第一位国际法院大法官倪征日奥先生在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同时进行的选举中均以高票当选。当时，美联社在第一时间报道称：“自从北京13年前获得联合国承认以来，中国第一次在国际法院赢得了一个席位。”倪法官则在其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强调我的当选是世界各国对中国实行新政策的赞扬以及对中国走向法治的肯定。”

　　以此作为开端，光阴的年轮里，国际司法的大舞台上，中国籍大法官的足迹一步一个脚印。如今，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法庭里都有中国籍法官的身影。

　　倪法官之后，史久镛大法官接任，后来并成为了第一位中国籍的国际法院院长。

　　1993年，联合国成立了前南斯拉夫特别刑事法庭，中国国际法学界的两位泰斗李浩培和王铁崖先后出任了前南法庭的大法官。2000年，时年不足50的刘大群法官接替王铁崖先生，成为前南法庭大法官。目前刘法官是前南法庭上诉庭大法官，由于前南上诉庭同时也是卢旺达特别刑事法庭的上诉庭，所以刘法官同时兼任卢庭的上诉庭法官。在刘法官之前，出任国际法庭大法官的中国籍法官，都是在旧中国接受的法学教育，且出任法官时均年事较高。刘法官则是第一位新中国自己培养的法律人，年富力强的刘法官的出任，使中国籍国际法庭的大法官标志性地“年轻化”了，含有一种代际更迭的意味。

　　创设于1996年的联合国国际海洋法庭，先后有中国老一辈国际法学家赵理海先生和资深外交官许光建先生出任法庭法官。2007年，同样年富力强的海洋法学家高之国当选为新一任国际海洋法庭法官。高法官本人的个人经历几乎也是改革开放改变中国人命运的一个缩影。知青、工农兵学员、恢复研究生考试后的第一代法学研究生、洋插队、海归，到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对国际事务更深层次和更全面的参与，恰逢其时地作为一名中国籍法官来到了汉堡。在为高法官助选的国内团队工作中，国家最高领导人曾作出了：“要确保竞选成功”的重要批示。

　　近年来，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正以前所未有的积极态势全面参与到各类国际组织架构之中。唯有参与其中，在制定国际间的游戏规则时，才能拥有话语权，同时也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对国际社会应当担当的一份责任。

　　这一点，今年6月正式出任世贸上诉机构成员的张月姣感触更深。张月姣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一再强调，如果中国不“入世”，她不可能成为被通俗地称之为的“WTO大法官”。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和中国越来越多地融入国际经济活动，中国同贸易伙伴间的贸易纠纷和摩擦也日益增多。对于中国而言，最重要的要懂得如何运用WTO的规则来解决争端、维护权益。

　　除了上述几位在国际法庭担任大法官外，改革开放之后培养的一代中国法律人也逐渐在国际重要的条约及司法领域里开始获得一席之地。外交官出身的国际法学者高风，目前是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秘书处法律局局长。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正在成为国际问题的一个热点，高风是在这个重要领域里担任职别最高的中国法律人。此外，中国杰出的中青年国际法学者凌岩、朱文奇、贾兵兵都曾在卢旺达法庭或前南法庭担任过法律官员或检察官。但这三位在经历了国际司法机构的历练之后，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回国执教，期望以他们融理论与实务、尤其是在国际司法机构的磨练能为中国培养出能真正走向世界的法律人。

　　应该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法学教育的发展无论是速度还是规模，都是空前的，但是真正能够走向国际化的法律人才，很遗憾，目前仍是凤毛麟角。刘大群法官曾向本报记者介绍，前南法庭的法律官员是面向全球公开招考，每年都有许多中国年轻的法律人来投考，却无人能够考取！而塞舌尔全国只有8万余人口，在前南法庭却有3名法律官员，恐怕中国每年的法学毕业生都能抵得上一个小国的总人口了。张月姣法官也感慨，一方面中国在WTO中的案件越来越多，一方面由于缺乏精通WTO规则的人才，中国打起官司来目前请的主要还是外国律师。

　　短短不足30年的光阴，中国的法律人在国际上最重要的司法机构里，承载了他们对国际公义的担当，留下了他们的智慧与勤奋。但是总体看，在国际司法机构中、特别是进入中高级职别的中国人实在少之又少，这同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极不相称。

　　在培养合格的国际化人才方面，中国法律人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是中国法律人面对的现实，更是中国法律人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