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上海12月14日电(刘丹)2008年11月1日，著名生物学家、中国现代遗传科学的奠基人之一，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社会活动家谈家桢先生溘然长逝。斯人已去，音容笑貌宛在，精神风范犹存。
将“基因”一词带入中文 谈家桢出生于浙江宁波，1926年高中毕业被保送至苏州东吴大学。1934年夏，谈家桢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师从现代遗传学奠基人摩尔根及助手杜布赞斯基。27岁那年，谈家桢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婉拒了导师的挽留，毅然返回祖国教书、做研究，并将“基因”一词带入中文。
1937年，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聘他为生物系教授。但抗日战争爆发了，浙江大学辗转内迁，最后其生物系迁到贵州湄潭一个破旧不堪的唐家祠堂里。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祠堂就成了生物系实验室。谈家桢带领学生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用显微镜观察果蝇和瓢虫，从事教学和科学研究。正是在这间“祠堂实验室”里，他发现了瓢虫色斑遗传的镶嵌显性现象，引起国际遗传学界的巨大反响，认为是对经典遗传学发展的一大贡献。
“他在这一时期、在那种艰苦条件下进行的研究，对中国的遗传学发展是至为关键的。”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前副院长乔守怡教授说。谈家桢先生在果蝇种群间的演变和异色瓢虫色斑遗传变异研究领域取得开创性的成就，为奠定现代综合进化理论提供了重要论据。同时，他在这一时期培养出来的学生，后来都成为我国遗传学各领域的领军人物，如中科院院士、细胞生物学家施履吉，微生物遗传学家盛祖嘉，已故的专攻人体遗传学和医学遗传学的刘祖洞教授等。
1961年，谈家桢由周恩来总理任命为复旦大学副校长。这一年底，复旦大学成立了遗传学研究所，这是国内高等院校在这一项目上零的突破，谈家桢亲任所长。遗传学研究所成立以后，便开始在动物和人类遗传、植物遗传和进化遗传、微生物遗传及生物化学遗传等方面紧锣密鼓地展开了研究，向世界生命遗传科学急起直追。
“文革”期间，被贴上“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伪科学”和“不可知论”政治标签的孟德尔—摩尔根学说受到批判，身为摩尔根弟子的谈家桢自然首当其冲，经受了非人的折磨，其结发妻子甚至不堪受辱而自杀。然而相比于个人的荣辱得失，更让谈家桢深感忧虑的是遗传学事业几经挫折，将会严重影响国家在生命科学领域中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发展。当时遗传学领域曾强制推行和灌输李森科的一套伪科学，但谈家桢始终未动摇坚持真理的信念，在争论中不顾压力，坚持孟德尔、摩尔根的理论、强调基因作用。
“谈家桢先生是中国遗传学界坚持真理的一面旗帜。他从不屈服于任何非学术压力对遗传学的干扰，坚持着中国遗传学的正确方向。谈先生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卫生部部长陈竺这样评价这位可敬可爱的科学家。
终生之计在树人 “我这一生没有金钱，财富就是学生。”这是作为师者的谈家桢对自己的总结。他的弟子涵盖老、中、青几代人，而在所有学生心目中，他都“是巨人、是偶像”。他的悉心启发、真切鼓励、倾力扶植，是众多弟子人生难以忘却的记忆。
“是先生的一封信，让我走上如今的研究道路。”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卢大儒教授说。他1991年来复旦读硕士，本是苏州医学院送来定向培养的，在自己导师和谈家桢指导下，攻关血友病基因治疗。眼看研究到了关键时刻，硕士也快毕业了。时年85岁的遗传学界泰斗谈家桢瞒着他，不声不响地给苏州医学院的教授推心置腹地写了长长一封信，最后终得“放行”，让卢大儒留在复旦继续研究。而今，卢大儒研究的血友病基因治疗方向，已成为中国基因治疗的“开山之作”。
谈家桢的另一位学生，新疆杨树科学研究院院长唐天林如今已是“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10年前，唐天林在新疆创业搞杨树育种，可有报道称他搞的杨树速生品种是假的，生长速度也是浮夸的。谈家桢听说后，立刻了解详细情况，请来小唐一起吃饭。谈家桢在饭桌上说的话让唐天林记忆犹新：“不要怕，科学是相信真理的，科学不畏权势，相信你自己，我更相信你……”唐天林回忆到这里，有些激动：“这几句话，这样的激励，是在救我的命呀！”熬过艰苦，他的速生杨项目凭借真材实料，获得3个国家级植物保护新品种和5个省级良种，为国家林业发展作出了贡献。
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贺福初先生回忆说，30年前，刚考入复旦大学遗传专业就读本科时，曾将“遗传”与“育种”等同，多次努力想调换专业。后来参加一次与谈老的座谈会，“谈老循循善诱、娓娓道来，将遗传学、核酸密码等精义和盘托出，隐约间让我感受到了遗传学的博大精深、精要妙思与远大前程，他的这番话有醍醐灌顶的效果。”他介绍说，本科毕业后从事进化研究的人，复旦大学明显多于其他高校，进化研究在谈老领导的遗传所一直薪火相传。
为壮大中国遗传学研究的力量，谈家桢还奔走海外，劝说年轻的中国科学家回国效力。复旦大学副校长金力至今仍然记得1994年冬天的那一幕：86岁高龄的谈先生专程跑到美国，真诚邀请金力到复旦大学遗传所工作。金力说：“谈先生几乎是学术巨人，而我虽然刚开始有点成绩，却仍然是个无名晚辈。先生以他的亲身经历让我明白一个道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而我属于中国。”就这样，许田、贺福初、赵国屏、熊跃等众多国际著名的生物学家都在谈家桢的感召下，纷纷回到祖国的怀抱。
在今天的复旦生科院学生心目中，谈老是一位“戴着眼镜、面带慈祥笑容”的大师，也是他们进行科研探索前进征途上的“精神导师”。
“谈老的精神完全不受时代局限，他认为自己对遗传学科、对后来的研究者有责任。而他对科研、对真理的追求不是出于个人的功利，在有些浮躁的今天，他的这种精神对我们有一种沉淀的作用。”生科院研二学生陈子易对记者说。
铮铮风骨 仁者胸怀 接触过谈老的人，都为他的仁厚胸怀、睿智思虑而深深感佩。
“没想到先生就此离开了我们，他是我国遗传学领域泰斗，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复旦大学微生物学和微生物工程系主任赵国屏院士说。
赵国屏回忆说，1997年谈家桢先生有感于参与国际生物科技领域竞争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在调研的基础上写信给中央，建议保护我国遗传资源，成立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很快得到中央领导批示，并由此在我国南北成立了两大基因组研究中心，为我国基因组研究领域的快速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赵国屏感叹道：“当时先生已近九十高龄，但思维敏捷、高瞻远瞩、心系国家利益，风采永远令我们仰望。”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研究所研究员莫鑫泉难忘的是：1995年9月的一个夜晚，谈老专门来电要与他当面商议一件“重要的事”。原来谈家桢获得了当年“求是”科学基金会杰出科学家奖，就100万元奖金如何分配，想问问小莫意见。说是商议，其实老人家心里早有打算：“我每月4000多块钱的工资足够用了，50万元捐给摩尔根生物研究中心，10万元捐给即将召开的分子进化和群体遗传学国际讨论会，10万元捐给上海老年中心……”转眼间，奖金就“瓜分”完毕。
对学生，谈家桢一直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在他担任复旦大学副校长时，他常常一个人从学校分配的副校长办公室出来，穿过走廊、林荫道，走回他在生科院的办公室。有一次进电梯，一群学生也正好进来，他们在谈老面前还有些腼腆，而谈家桢率先打起招呼“你们好吗？”
“谈老能得到那么多的尊敬，是因为他从不以自身地位压人，而是通过一点一滴的言行来影响大家。”熟悉谈家桢的乔守怡教授说。
为激励后一代人从事生命科学研究，先生以自己的稿酬和积蓄设立了“谈家桢生命科学奖学金”，此后他多次用稿费向奖学金捐资。此外，他还设立以文革中去世的前妻的名字命名的“复旦大学傅曼芸助学奖学金”，用来支持西部地区的学生。“每次颁奖时，获奖的同学就有机会到医院去看他。这对大家是一件十分荣耀的事情。”生科院学生工作组组长徐佳熹回忆说。
先生曾用这样四句话来概括生命科学工作者的责任：“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延年益寿，天下太平”。他进一步解释是：丰衣足食，就是用生物学研究成果推进农业发展；安居乐业，则是解决环境问题；延年益寿，当然是进行医药开发；天下太平，是要制止生物武器，维护世界和平。这简单的四句话，同样也是这位将自己的一生与祖国科学事业发展融为一体的科学家所毕生坚持的“追求身心和谐”的理念。
生命虽逝，福泽后人。先生的铮铮风骨、仁者胸怀，铸就了长立于中国学界的人生丰碑。愿他的精神如浩瀚太空中那颗行星，永远璀璨，长照人间。
(责任编辑：黄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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