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
“支持结构调整、知识改造、产品和技术的换代,也可以极大地扩大需求。”在日前《财经》年会“2009:预测与战略”最后的主旨演讲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对于扩大内需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他说,金融体系应支持技术改造、产品升级换代和工艺的升级换代,要从传统的金融走向现代化。金融现代化不只是花样繁多的金融衍生产品,还要服务于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因而金融业要更多地为科技发展和自主创新服务。
除了电子产品、汽车等能够带来较大需求,周小川特别强调了能源领域的升级换代的多重作用,其中二氧化碳的减排是一个热点。
他表示,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减排的问题,早在“十一五”规划中就已提及。
周小川称,中国人民银行最近和其他一些单位开会探讨了关于碳排放和碳税的一些问题。他表示,金融市场能够为碳配额交易提供支持,并通过碳配额交易,使金融在引导减排投资方面起到媒介作用。金融市场可以为碳配额进行定价,也可以为减排的投资寻求出路。不仅如此,任何一项涉及到未来的减排,涉及到未来的新科技,中间都有大量的风险,而金融界在这方面可以发挥风险管理的作用。
“如果做得好,我们可以在升级换代中扩大需求,同时也可以让金融界在升级换代中,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
此后,在回答《财经》主编胡舒立关于此次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的问题时,周小川认为,金融危机总是始于经济中某些环节过热出现泡沫后,没有足够的警惕,相关调整不足。这既包括宏观调控的不足,也包括微观层面调整的缺失。宏观调控一般都是逆周期而动,但目前的微观机制中存在着一些顺周期因素,正反馈的环节太多,在经济上升周期容易扩张,在经济下行周期容易收缩。“因此,总结经验,应该在微观机制中加入一些逆周期因素,这包括在金融市场上、金融组织的激励机制上、金融产品的结构上,注入更多逆周期因素,避免产生过大的震荡。”
至于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周小川称,最初普遍的预期是首先从出口、大宗商品价格或者金融机构的投资损失等方面传导而来,然而从9月中旬雷曼兄弟破产之后,上述指标还没有明显的迹象时,中国就受到了强烈的影响,这可能是来自信心的直接传导——通过电视、报纸、互联网,企业家开始失去信心。“这个传导过程比人们最初想象的要激烈得多,这值得我们认真地研究。”周小川说。
(责任编辑:徐永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