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一见钟情执子之手，30年后相濡以沫或各奔东西。改革开放30年来，婚恋摆脱了旧制度和旧观念的束缚，结婚与离婚变得更为自由。
然而，当爱情挣脱枷锁之后，自由的天空一度让人迷茫。在经历禁锢与保守、自由和放纵之后，人们又重新开始审视爱情观，传统美德再次成为婚恋信条。
鱼雁传情 30年前的恋情，如同尘封在旧唱片内的老歌，虽然曲律简单，但却动人。
1975年，丰台区一家工厂内，20岁的女工张玉梅喜欢上了同厂的一名年轻人李聚德。两人在青年工人培训课上结识后，很快便确立了恋爱关系。
“那个时候谈恋爱，不像现在的年轻人，拥抱、接吻等亲密动作想都不敢想，也不好意思说什么甜言蜜语。”在张玉梅的记忆中，两人的爱情平淡如水。他们的恋爱生活如同那个时代流行服装的底色，在灰色中透着呆板。
转眼间到了1980年，沉闷的空气有所松动。在北京的公园内，开始有了跳交际舞的男女。那年夏天，红裙子成为北京女孩的流行服饰。
也就是在那一年，工厂礼堂内，开始在周末播放老电影。一起看场电影，成为张玉梅、李聚德最隆重的约会。
灯光昏暗的礼堂内，银幕上闪动着老电影的画面。黑暗中，两人正襟危坐，连手也不敢碰一下。
这种今天难以想象的约会，在当时已经是一种幸福。而对另外一名年轻人赵永福来说，这种幸福，与他无缘。
赵永福是北京人，1972年参军到海南，后又转至广东。1979年探亲时，赵永福特意回到北京。他面临着人生的一件大事：找一个老婆。
虽然日后长期从事婚姻登记工作，但当年的赵永福对恋爱与婚姻并无概念。
赵永福的嫂子给他物色了一个对象。在短暂的探亲假中，赵永福专程去女方家里，看望未来的女友。一面之后，赵永福便返回广东。
“那么一面就定下来了。那个时代和现在不同，男方更加看重女方的人品。”此后，赵永福和女友的爱情，开始靠信件来维系。两人在信中诉说着彼此的见闻和人生理想。一封封情书，横跨中国，传递着遥远的情愫。
和赵永福类似，在上世纪80年代初，年轻人更习惯用情书的方式敞开心扉。彼时，恋人之间相互以“同志”相称，情书中也不忘写上对革命工作和四化建设的渴望。更多的爱意，掩藏在字里行间。一封封发黄的旧情书，成为那个时代对爱情的最好纪念。
日子在延续，赵永福每个月都给女友写信，诉说思念。鱼雁传情，成为这对年轻人的恋爱方式。
而在北京，张玉梅下班后，李聚德都要送她到家门口。但在路上，他们却不敢拉手。
两人的脚步踏过路上的黄色落叶，咫尺也如天涯。
简陋婚宴 1980年9月，张玉梅和李聚德都已年满25周岁。按照晚婚标准，两人已可结婚。但是促使两人当年结婚的理由，如今看来却有些无厘头。
“那时，厂里正在发煤气灶，只有结婚的才可以领取。”为了能领到一台煤气灶，张玉梅和李聚德开始匆忙地准备婚事。
彼时，因为落后的经济状况，人们对婚姻的态度尚未上升到“神圣殿堂”的阶段，柴米油盐的生活才是实在的幸福。
结婚前第一件事，就是到厂里开结婚证明。按照当时的规定，只有单位允许，两人才可以结婚。
用了一天的时间，张玉梅跑遍数个办公室，领到了一张盖有车间、人事、厂办印章的结婚证明。证明上写道，“我所职工张玉梅申请结婚，证明其确为我所职工并特此批准”云云。
1980年9月19日，两人带着户口簿，来到原丰台区革命委员会东高地街道办事处申请结婚。结婚证书印刷得很简单，红色的薄纸封面上印着“结婚证”三个字和一颗黄色五角星，结婚证书内也没有两人的照片。
一张简陋的证书，让两人结为夫妻。而距离举办婚礼，他们还有相当多的工作要做。
张玉梅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房子。在办结婚证明时，她特意和厂领导提出此事。交涉后，厂方分给两人一间单身宿舍作为新房。
新房位于厂内一间筒子楼的2层，面积仅10平方米，四面无窗。张玉梅将这间新房戏称为“小黑屋”。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录机，当时流行的四大件，两人一样没有，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憧憬即将到来的婚礼。
当年10月19日，是两人大喜之日。婚礼前一天，张玉梅做了一件奢侈的事，她特意去王府井的四联理发店，花20多元烫了一个当年最流行的发式。婚礼前夜，她一直趴着睡觉，怕压坏发型。
婚礼当日，喜宴设在婆家，前来祝贺的亲友则只能骑车或坐公交车前往赴宴。婆家借了邻居的两间房，共摆了3桌酒席。因为空间有限，前来贺喜的人吃过饭就走，不能多做停留。
和张玉梅的婚礼类似，赵永福结婚时，也只是回京在家中摆了几桌流水酒席，宴请亲友后简单了事。
没有车队，没有摄影，没有喧闹，没有蜜月，上世纪80年代的婚礼既温馨又简陋。对很多人而言，婚姻成为生活中的一项严肃的任务，而并非幸福的纪念。
结婚之后，张玉梅和丈夫搬进“小黑屋”。她仿效邻居，将煤气灶搬至门前，作为简易厨房。
虽然条件艰苦，但夫妻二人感情牢固。在那个年代，离婚被视为道德败坏，终老一生是无数家庭追求的目标。
(责任编辑：黄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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